第一份，《起诉意见书（终稿）》，指控周叙白涉嫌洗钱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证据链完整，足以支撑量刑建议十年以上。
第二份，《不起诉决定书（草拟）》，对象：林砚。理由：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观明知周叙白犯罪意图，且其主动提交关键证据，具有立功情节。
第三份，一封未署名的电子邮件打印稿。发件时间：2023年4月9日00:13，收件人：市检察院检察长信箱。主题栏空白。正文只有一行字：
“请查沈知微检察官近三个月所有办案记录。尤其，她与周叙白的私人会面次数，及每次会面后，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
附件，是一张高清偷拍照：我和周叙白在“梧桐里”茶馆二楼隔间。时间，2023年3月22日。照片里，我面前摊着一叠文件，他手指点着其中一页，神情专注。而那叠文件最上方，印着市检察院红章——那是尚未公开的《梧桐基金专项审计初报》。
照片角落，有极小的水印：梧桐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防系统·内网截屏。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笔，在《不起诉决定书》的“承办人意见”栏，划掉原有文字，重新写下：
“林砚在本案中，存在重大隐瞒行为。其提交的‘关键证据’，系经选择性剪辑的音频片段；其声称‘不知情’的主观状态，与客观行为严重矛盾；其利用医师身份获取沈昭病历、介入陈屿心理干预、操控其证言形成过程等行为，已涉嫌妨害作证罪。建议并案侦查。”
笔尖划破纸背。
我按下内线电话：“请技术科，立刻封存我办公电脑及所有移动终端。同时，通知法警队，准备对林砚执行拘传。”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沈检察官……周检让您先去他办公室一趟。”
我挂断电话，拉开抽屉。
里面静静躺着另一枚U盘。比林砚给我的那枚更旧，外壳有磕痕。标签纸泛黄，手写着三个字：“真·终版”。
那是沈昭留给我的。
她在坠楼前四十八小时，用基金会备用U盘，将全部原始数据加密后，托付给了一位早已退休的老会计——那人，是我大学刑法学教授。
我把它插进电脑。
解密密码，是沈昭的生日，加上陈屿的工号，再加上……我名字的拼音首字母。
屏幕亮起。
文件夹里，没有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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