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在档案室，我确实觉得某些纸页触感微异，像覆了层薄蜡。但我没带紫外灯，只当是年代久远的油渍。
“你为什么不阻止我？”
“因为我知道，”他目光沉静，“你查得越深，越会发现，你父亲的死，不是个案。是整张网的节点。而撕开这张网，需要一把足够锋利、也足够干净的刀。”
他停顿片刻，声音轻得像叹息：
“苏晚，你就是那把刀。只是你忘了，刀鞘上，也刻着我的名字。”
——
我回到办公室时，已是深夜。
城市灯火在窗外流淌，像一条发光的河。我拉开最底层抽屉，取出那只黑色密码箱——三年来，我从未打开过它。
输入密码：20171012。
箱盖弹开。
里面没有卷宗，没有证据，只有一只旧铁盒。盒面锈迹斑斑，印着褪色红字：“城南小学·毕业纪念”。
我掀开盒盖。
底下压着一叠泛黄的作文纸。最上面一篇，题目是《我的检察官爸爸》。稚嫩字迹写道：“爸爸说，法律像一棵大树，根扎在泥土里，枝叶伸向天空。坏人想砍树，我们就用身体当篱笆……”
纸页边缘，有干涸的褐色污渍——是血。我七岁时，父亲带我去检察院旁听庭审，回家路上遭遇持刀抢劫。他把我护在身后，左臂被划开十五厘米长的口子。血滴在作文本上，晕开成一片暗红。
我拿起第二份材料：陈屿的控告书。
手指抚过他龙飞凤舞的签名，停在末尾那行小字上：
【另：苏晚检察官，若你读到此信，请转告林砚——他欠我的那顿火锅，我记着。还有，他当年藏在我警服内袋的创可贴，我用了十七年。】
我喉头哽咽。
原来他都知道。
知道林砚暗中保护我，知道他在我第一次独立提审嫌疑人时，悄悄站在走廊尽头；知道他在我因证据不足被当事人辱骂后，把一杯热豆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杯底压着一张纸条：“错的不是你，是规则还没跑赢他们。”
我翻开第三份材料：父亲的行程轨迹。
10月12日18:23，他接完林砚的电话，没有回办公室，而是步行前往城南陵园。
我在地图上标出路线：市局→陵园，直线距离1.2公里，步行需14分钟。
而父亲坠楼时间，是18:41。
他去了陵园，又折返？为什么？
我调出陵园当日监控。画面模糊，但能看清他独自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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