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其余郡县，自始至终未曾设立官方郡学，民间私学凋零，百姓不识诗书，子弟无人教化，文脉几近断绝。
即便是最早开设郡学的四郡，办学之路亦是步步维艰、荆棘遍布，绝无半分顺遂可言。
很多人习惯性以宋末、明末的文教盛况，惯性看待古代王朝的办学体系，却不知东汉末年的文教条件，是历代乱世之中最为贫瘠、最为艰难的时代。
别说对比文教昌盛、活字普及、书籍泛滥的宋明两代，即便是相较于印刷初兴、纸张普及、文士辈出的隋末，东汉末年都远远不及。
这是一个文籍珍贵如金、读书门槛高绝九天的时代。
此时世间尚无成熟的造纸术、印刷术，蔡侯纸虽有雏形，却工艺粗糙、产量极低、造价高昂，根本无法普及民间。
天下所有经书典籍、儒道要义、律法礼制、文史记载，几乎全部依托竹简、木牍传承。
竹简笨重易碎、储存艰难、抄写繁琐、造价昂贵，一卷完整的《论语》《春秋》，便需数十上百枚竹简串联而成，搬运费力、珍藏不易，寻常世家都难以集齐整套经书，更何况是寒门庶民？
在这个时代，能用得起竹简、读得起书的人，绝非寻常百姓。
读书，从来不是一门学识，而是一种顶级特权，是世家士族垄断数百年的绝对壁垒。
寒门子弟无书可读、无师可拜、无资求学，从出生起便被锁死了上升通道。
普天之下，九成九的识字之人、饱学之士，尽数盘踞在传承数代、累世为官、藏书丰厚的高门士族之中。
也正因如此，当初李渊在并州四郡开设郡学，压根没有正统大儒、名门名士主动前来投奔执教。
乱世流离，名士隐于山林、大儒避于世家，谁也不愿投身初创的割据势力，更不愿为新生的李唐政权传道教学。
李渊手中最初的一批夫子，根本不是慕名投靠的贤才，而是他起兵征战、攻破郡县之后，从各路败军、旧汉官吏、落魄僚属之中俘虏、筛选、收纳而来。
这批人，是整个并州地界，仅存的一批识字知礼、通晓政务、略通经义的读书人。
可这群旧汉官吏，心性复杂、立场暧昧，身上带着旧朝烙印，心中眷恋汉室门庭，对新生的李唐并非真心归附。
故而李渊对这批夫子，一直是半威胁、半利诱，边利用、边提防。
他以权势威压束缚其身，以俸禄名望笼络其心，一点点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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