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手里还攥着那把差点被我砸掉的手机。
屏幕的光还亮着，隐约能看到通话已结束的界面。
他站在那里，隔着三四步远的距离看着我。
我的脸颊火辣辣的，手掌也火辣辣的，呼吸还没喘匀，整个人像一根绷到极限后断掉的弦。
沉默大概只有三四秒，但我感觉好像过了很久。
他走了过来，把亮着屏幕的手机面向我，嗓音沙哑：“专机刚过莫哈韦上空，还有一个多小时抵达，我已经派人在机场等，专机一落地，立刻把药送过来。”
他说完，把手机放进口袋，然后低头看着我，叹了叹气：“手打疼了吧？”
我抬起头看他。
他的表情，是一种我也说不清楚的情绪。
像是无奈，像是难过，又像是认命。
见我不说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后，转身走回隔离舱，重新守护在安安身边。
天快亮的时候，专机即将落地。
秦骁宇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赶往机场。
我望着隔离舱里的安安，闭上双眼，双手合十，在心中祈祷。
药终于送来了，透明的药液顺着细长的输液管道，一滴一滴，流入安安的身体。
我和秦骁宇寸步不离地守在隔离仓外。
抗生素注入安安体内一个小时后，他的体温降到了39度，又过了一小时，降到了38度。
医生进来查房，看了各项指标，点了点头，在本子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抬头对我们说了一句话。
我没听清，转头看秦骁宇。
他看着医生，听完后低下头，沉默着。当他抬起头看向我时，眼眶是红的。
我心里一惊，以为孩子出现了后遗症。
毕竟高烧对大脑的伤害极大。
不想，他说：“医生说，感染已经控制住了。孩子没事了。”
我的膝盖登时发软，往下滑。
他伸手扶住了我。
我抓住他的手臂，像溺水者抓住了浮木。
我哭了。
浑身发抖、脱力，我把脸埋在他肩膀上，泪水浸透了他的衬衫。
他没有说话，暗暗收紧了手臂，把我整个人箍进怀里，下巴抵在我的头顶，轻轻蹭着。
他这样抱着我，我感觉到他的身体也在发抖。
他也哭了。
我们就这样抱着，站在安安的病床边，哭得像两个终于看见阳光的人。
陪护的生活重新开始。
我和秦骁宇默契地配合着，只为了让安安的住院生活更加顺利，身体更快康复。
但这回和上回有所不同的是——他几乎每天都要和那个叫“敏瑜”的女生通电话。
不是我故意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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