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是因为议会对伦敦基础建设的吝啬被女王施压强行突破了。
历任财政大臣都把伦敦的拨款申请压在文件堆最底层，压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霍乱在东区爆发。
可如果每一个郡、每一个城市都以当地税收做抵押去借贷建设，地方债务将层层累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财政收入终究会大幅度萎缩。
于是，当那些效仿的声音逐渐沉寂下去时，人们终于认识到大都会工程委员会是不一样的。
它的背后有女王的背书，有政府的支持，有那位巴纳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有在慈善基金管理了多年善款从不出错的乔治安娜坐镇财政。还有那位认购了十万英镑公债的班纳特小姐。
它能在融资市场上顺利推进，能从全伦敦大大小小的投资者手中筹集到那笔曾被议会财政委员会反复驳回的天文数字。
换作任何一个别的地方，没有这些人的信任，没有这些年在疫情、改革和一次次议会斗争中积累下来的公共信誉，绝无可能做到。
玛丽走进工程委员会临时设在伦敦金融城的办公室时，手里攥着一张债券凭证。凭证上印着她的名字——玛丽·班纳特，债券编号001，认购金额十万英镑。
接待她的是一位穿着深蓝色裙装的年轻姑娘。她接过凭证，核对完信息，在登记簿上找到对应的记录，然后抬起头，把羽毛笔递过来，请她在签名栏签字。
玛丽签了字。那姑娘收好文件，抬起头，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瞬，忽然开口。
“班纳特小姐——您是富勒姆女校的创始人之一，对吗？您当年和威尔逊校长一起，把靠山林那片地捐出来建了学校。我们每个学生都知道您的名字。”
玛丽没想到在这里会有人认出她。她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轻姑娘——深蓝色的裙装剪裁得体，袖口和领口熨烫得整整齐齐。头发梳成简单的发髻，别着一枚小小的银发夹。看起来不到二十岁，可那双眼睛很亮，说话时直视着她，不躲不闪。
“你是怎么进来的？”
“威尔逊校长给我写了推荐信。我在报纸上看到工程委员会招聘，职位要求写得清清楚楚——不限性别。我想了又想，最后鼓足勇气来参加面试。那天来面试的人很多，大半是男士。我排在队伍里，听见旁边的人议论说，女人也来应聘这种职位。可巴纳德律师亲自面试了我。他问我懂不懂会计，我说懂。他问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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