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拿起笔，在支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人们忽然意识到，那些逃走的贵族，那些仓皇驶向西郊大道、车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华丽马车，带走的只是一些空壳般的体面，留下的却是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那些在疫情期间出钱出力的人，那些挨家挨户敲门、给患者喂下盐糖水的志愿者，那些把店门打开、在门口支起热水桶的商人，才是真正值得被谈论的对象。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女王在如此危险的境地还选择在伦敦坚守。
她没有逃往温莎，没有把自己关在白金汉宫最深处的房间里，她接见记者，亲自把正确防疫的方法通过报纸告诉民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女王还在这座城市里，和他们一起面对这场灾难。
这样的行为，彻底让民众将乔治四世昏聩奢侈与女王夏洛特的简朴仁慈的形象分割开来。
人们对王室的尊崇之心，在这场疫情之后，加深了许多。
当维多利亚的马车从东区视察归来，穿过那些挤满了排队取水人群的狭窄街道时，人们摘下的帽子和挥动的手帕，已不再是出于礼仪，而是向一位在危难时刻与他们并肩而立的君主，献上最真挚的崇敬。
这个时代的裂痕，在这场霍乱中，被血和盐糖水一层一层地填平了。
***
惠灵顿公爵坐在唐宁街的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叠刚送来的报纸。
他一页一页地翻过去，越看脸色越沉。
《泰晤士报》在头版用整栏篇幅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银行向女王慈善基金捐赠的巨额支票；
《纪事晨报》详细描述了那些船东如何主动降低运费，把北方的煤炭一船一船地运进伦敦港；
《先驱报》则把最长的篇幅留给了那些志愿者——东区巷子里挨家挨户敲门的义工，救助站里彻夜不眠的年轻医生，还有那些在教堂门口支起热水桶、免费给穷人分发开水的普通市民。
每一个名字，每一个故事，都在为这场疫情中某一方的胜利无声地投票。
他把报纸往桌上一拍，站起来在书房里走了两步，又走回来，拉开椅子坐下，铺开一张信纸。羽毛笔蘸了墨水，落下去时用力极重，几乎要划破纸面。
“罗伯特，”他写道，“那些该死的逃兵，让托利党的声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我们的根基在乡间，我们的人却在瘟疫还没有蔓延到西区的时候就跑了。马车一辆接一辆地往乡下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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