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蛆虫长到这么大，至少需要十一天。也就是说，她死了至少十一天。加上产卵前的时间，大约十二到十三天。”
弗朗西丝在心里算了一下。男人说她失踪是七天前。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八天前的晚上。他说他第二天早上就离开了乡下，回了伦敦。八天前。可蛆虫说，她死了至少十二天。比他说的时间，早了四五天。
她把这两个日期写在纸上。一个是男人说的，一个是虫子说的。差了五天。
弗朗西丝带着这份证词回到警局。她把罐子放在桌上，把那张纸放在罐子旁边。
“死亡时间，至少十二天前。他最后一次见她，是八天前。他说她那时候还活着。可虫子说，她已经死了。”
她把男人的不在场证明撕开了一个口子。他不在伦敦，他就在乡下。他杀了她，然后回去参加晚宴，让人证明他在伦敦。可虫子说，她早就死了。
可是法院不认。
法官说：“虫子？荒谬。一个写小说的，找了一个养虫子的老头，就能推翻十几个体面人的证词？”
陪审团交头接耳。有人摇头，有人皱眉。
那些体面人，那些在晚宴上见过他的男男女女，他们的证词是写在纸上的，签了名的，不可动摇的。
虫子不会说话，不会签名，不会在法庭上鞠躬。虫子只是虫子。
昆虫学家被刁钻的律师问的哑口无言，他已经是这个行业先驱，昆虫学却得不到大众的认可。
男人坐在被告席上，西装笔挺，领巾系得一丝不苟。他的律师站起来，说这些虫子不能证明什么。说那些数字不准确。说昆虫学是做标本的不是科学，只是那些乡下人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