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东西。
如果有一天，那只手被人攥着，被人扭着，被人按在地上——
玛丽的手在袖子里攥紧了。
她可以给简钱。
但她能给简一个不会变心的丈夫吗？能给简一个保护她的法律吗？能给简一个相信她的法官吗？
不能。
她什么也给不了。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简走进那个牢笼，然后祈祷那个男人一辈子都别变。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婚姻。
不是爱情，不是伴侣，是一场赌博。
赌那个男人会不会一直演下去。
玛丽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那种写书写累了、熬夜熬累了的累。是一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怎么也驱不散的累。
她靠回车壁上，闭上眼睛。
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地往后退，灰蒙蒙的，什么颜色都没有。
班纳特太太还在絮叨，说回去要给简多做几条新裙子，说麦里屯马上就要来新的民兵团了，说不定就有合适的军官。
简轻轻应着，声音还是那么温柔。
基蒂和莉迪亚又开始叽叽喳喳。
班纳特先生又举起了报纸。
马车继续往前走。
玛丽闭着眼睛，听着那些声音。
伦敦城正在吵架。
吵架的中心是那本深蓝色封面的小书——《弗朗西丝·沃斯通探案集·第十一卷·看不见的凶手》。自从半个月前上市以来，它就像一块扔进油锅里的冰块，炸得整个舆论界噼啪作响。
《泰晤士报》的文学版上，一位署名“M.D.”的医生写了一封长信，措辞激烈：
“……一个行外人写的小说故事，竟敢质疑医学界的专业判断？产褥热自古有之，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记载，其病因复杂，岂是一个写侦探小说的作家能够妄加揣测的？所谓的‘洗手’之说，毫无科学依据，纯属哗众取宠。若真有如此简单的预防之法，为何历代医者未曾发现？难道千百年的医学传承，还不如一个写小说的人？”
这封信一出，立刻引来一片附和。
《纪事晨报》上有人写道：“小说家就是小说家，编故事可以，谈医学还是免了吧。”
《每日电讯》上有人说：“托马逊先生（如果真是先生的话）还是回去写他的指纹和体温吧，产褥热这种正经医学问题，留给正经医生去研究。”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一封署名“一个乡下助产士”的信，刊登在《泰晤士报》不起眼的角落里：
“我接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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