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知道‘绝大多数’到底是多少？”
会场很安静。
连刚才偷偷刷手机的后排几个年轻法医都把屏幕暗了。
苏寒没有用任何煽情的措辞。他一张一张翻PPT，每一页都是数据、表格、案例编号。
他挑了三个脱敏案例。
第一个：某县一名六十八岁独居老人，死在家中沙发上，社区医生到场确认死亡，写了“冠心病猝死”。三个月后房子拆迁，施工队发现客厅地砖下有大面积褐色渗透痕迹。复检后确认死者颅底骨折，系钝器击打致死，凶手是隔壁邻居，因宅基地纠纷起杀心。
第二个：某镇一名七十一岁退休教师，家属报称“夜间睡眠中去世”。基层卫生院开了死亡证明，写的是“脑血管意外”。半年后其再婚的妻子因另一桩诈骗案被抓，交代中顺带供述了往丈夫降压药里长期掺混大剂量安眠药的事实。
第三个案例，苏寒放慢了语速。
某市一名六十六岁退休女工，在养老院去世。院方说是心梗。家属没有异议，直接火化。
“这个案子没有复检。没有人提出过疑问。死亡证明、火化证明、销户手续，全套流程走得干干净净。”
苏寒看着台下。
“我之所以知道这个案例，是因为养老院半年后因为另一起纠纷被查，查出来这位老人去世前三天，她的银行账户被人转走了全部存款——四十七万。而受益人是养老院的一名护工。”
“钱转走了，人死了，没尸检，没物证，没法追诉。”
“因为人已经烧了。”
台下彻底没声了。
苏寒关掉投影。
报告厅的灯亮起来，有点刺眼。
“我今天讲的这些，不是在指责谁。基层法医的工作量大家都清楚，人手不够、设备不够、经费不够，一个法医管三四个县的情况不是个例。六十五岁以上的死亡案例，家属不提异议，社区医生签了字，法医再去翻一遍，人力上确实吃不消。”
“但这不是理由。”
他把话筒握紧了一点。
“我们这个职业存在的意义，就是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确认一件事——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如果我们自己都默认‘老了就该死’，那谁来替他们说话？”
安静了大概五秒。
然后掌声响起来了。
不是那种礼貌性的稀稀拉拉的掌声。是从前排开始、迅速蔓延到整个会场的那种。
有几个年龄偏大的基层法医站起来鼓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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