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开始干大人的活。
挑水、喂猪、捡柴、推磨，手太小，推磨推不动，爹就拿棍子敲我背，不重，就是那么一下，但那一下的意思我听得懂——就像驴挨了一鞭跑得更快、猪挨了一瓢不再抢食——我必须要推得动。
我就咬着牙推动了。
腰上的劲儿是这么练出来的，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往死里使。
哭是没用的。
哭了也要干活，边哭边干还要挨骂，骂你“矫情”，骂你“废物”，骂你“赔钱货”。这三个词我懂得很早，早到我不记得是哪天第一次听见的，就好像它们从来就在那里，贴在我身上，跟我的名字一样，甚至比我的名字更像我的名字。
村里的女娃都一样。
哭是没有用的东西，得学着不哭。
弟弟不干活。
弟弟是要读书的，是要出息的，是这个家的根，是爹娘老了以后的依靠。弟弟碗里有肉，弟弟有新布鞋，逢年过节有新衣裳，弟弟犯了错爹最多骂两句，弟弟要是哭了，娘会过来哄。
我看着这些，心里酸酸的。
但那种感觉我说不清楚，那时候也没人教我那叫什么，后来我活了大半辈子，才想明白，那叫不公平。可那时候我不懂这三个字，只觉得胸口有个地方堵着，堵久了就麻了，麻了就当没有了。
村里的女娃都是这样的，凭什么就我不一样。
我十岁那年，有一件事让我记了很久。
那天我从山坡上捡柴回来，背篓压着背，走得气喘，远远地看见家门口站着一个人。走近了才看清，是邻村的一个婆婆，她正跟我爹说话，说得眉飞色舞的。我把背篓放下，凑过去听，听见婆婆说，说隔壁村老孙家的二小子，今年十六，家里有两亩地，人勤快，问我爹这边有没有意思。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以为和我没有关系，直到爹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心里忽然沉了一下，像一块石头丢进水井，往下坠，不知道坠到哪里去。
娘在屋里听见，走出来，也看了我一眼，然后对媒婆说，“婶娘啊，丫头太小，再等两年。”
媒婆爽快的笑了：“这是当娘的心疼了，我这过来人可得告诉你，丫头都这样，早晚都得嫁，这家可是个好人家。行了行了，等到十二也能说，不急，先说好，定了亲，双方心里都有个数。”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女人是要被“说”的，被说走，像猪崽一样定了价，然后某一天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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