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夜幕降临，坐在灯光明亮、四壁书香的安静书房里，品着清香袅袅的龙井新茶，看着窗外北京城璀璨的、象征着文明与进步的灯火，丁父丁母越发觉得，那个需要钻原始老林子、能与熊瞎子搏命、身上总带着汗味和土腥气的知青——和自己那位从小在书香门第长大、漂亮温婉、知书达理、拉得一手好小提琴的女儿，是何等的“不搭”，何等的“不般配”。
一种基于现有生活圈子和价值观念的、巨大的落差感与不适感，强烈地冲击着他们的认知。
他们再次选择性遗忘了，正是这个“钻老林子”的青年，钻通了他们身处绝境的道路；正是这份他们如今鄙夷的“汗土气”，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节，曾是他们全家唯一能抓住的、温暖的救命稻草；正是他们眼中“不入流”的粗野狩猎本事，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为他们提供了活下去的额外食物，更在关键时刻，逆转了看似不可更改的命运判决。
“秋红，不能再待在那个地方了。”丁母放下茶杯，眉头微蹙，语气里充满了真切的忧虑，这忧虑并非完全虚假，却掺杂了太多基于自身处境变化的衡量，“她正是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难道就这样，跟一个……一个钻老林子的，在那种穷乡僻壤埋没了？我们得为她做长远打算，为她负责啊！”
“没错，”丁父摘下眼镜，用绒布仔细擦拭着，语气恢复了他在科研讨论时常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感，“林墨同志，对我们丁家，确实有恩，这一点，我们永远记得，也会找机会报答。但是，感恩是感恩，女儿的终身幸福是终身幸福，这是两码事，绝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因为一时感动而糊涂！我们必须让秋红回来。北京，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这里才有她施展才华的舞台，才有与她相匹配的社会关系和未来。”
决心一旦下定，行动便紧随其后。他们开始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和心思，为了将女儿“拉回正轨”。一封封家书，如同候鸟般，带着父母的焦灼与“智慧”，跨越千山万水，飞往那个他们已不愿再回忆的靠山屯。
信中的内容，悄然发生了质的改变。字里行间，不再有劫后余生的唏嘘与对黑土地质朴人情味的描述，不再有对林墨真诚的感激与嘱托女儿的殷切。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频繁地对北京复苏的繁华、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家里社会关系网络重新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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