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的靠山屯，粮荒像一道无形的绞索，悄悄勒紧了屯子里每一户人家的喉咙。
去年秋收的粮食早已见了底，粮囤里能刮得哗哗响。碗里的糊糊越来越稀，能照见人影；土豆干成了主粮，却也不能可劲儿造，每顿饭都要按颗数着下锅。肚里没有油水，巨大的劳动消耗就补不回来，大人孩子脸上都泛着菜色，干活时脚步发虚，歇晌时常常能听到饥肠辘辘的交响。一种压抑的焦躁情绪，像瘟疫一样在屯子里蔓延。
“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夜深人静时，总能听到老人们无奈的叹息。
队部新来的两位插队干部，此刻也正经历着他们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一位是原地区计委的副主任赵卫国，一位是原沪市某区供销社的主任钱进步。这两位都是吃过见过、手握过实权的人物，过惯了出门有车、吃饭有肉的日子。刚来时，他们还保持着领导的派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队长叔本着不得罪的原则，咬牙动用了点库存的白面和老腌肉，在队部给他们搞了个小小的接风宴。这之后，两位领导便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他们的体面。每天面对的都是能照见影子的米汤、硬得硌牙的油饼、以及少油没盐炖得稀烂的土豆干，这种极度匮乏的日子几乎让他们精神崩溃。赵副主任时常对着饭菜发呆，喃喃自语：“这……这怎么吃嘛……”钱主任则更加实际，每天都在盘算着上海带来的那点饼干和糖果还能撑多久。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自以为嗅到机会的生产队记工员苟文才，觉得攀附领导的时机到了。他瞅准一个机会，拎着半瓶舍不得喝的薯干酒，溜进了两位领导的临时住处。
“赵主任，钱主任，我……我来给二位领导汇报一下思想工作。”苟文才弓着腰，脸上堆着谄媚的笑容。
他先是痛心疾首地描述了屯子里目前的“困难局面”，表示这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极不相称，然后话锋一转，压低了声音，仿佛献上一条锦囊妙计：
“二位领导，其实咱们靠山屯守着宝山呢！前头的牛角山，老林子里野物不少！以前……咳，以前是有人乱搞，走了资本主义歪路。咱们完全可以组织一个正规的、集体的打猎队嘛！由思想过硬、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带领，比如我儿子苟富贵，那孩子机灵、可靠！一定能改善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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