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任务是“送粪”——将整个冬天积攒的农家肥，用马车一车车地运到辽阔的黑土地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而独特的肥料气味，但这在庄稼人鼻子里，却是春天和希望的味道。
紧接着是修理农具，准备种子。等到土地化冻达到一犁深（老农们称之为“煞浆”），人们便吆喝着马匹，拉着沉重的木犁和铁铧，开始翻地整地。黑油油的土地被犁铧翻开，散发出沉睡一冬后苏醒的泥土芬芳。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林墨和丁秋红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分配给自己和校长叔老两口的自留地小心翼翼地种下了黄瓜、豆角、茄子的种子，仿佛埋下了一整个夏天的期盼。
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清明忙种麦”，小麦最早播下；“立夏到小满，种啥也不晚”，大豆、土豆等作物必须紧锣密鼓地跟上；而“过了芒种，不可强种”，玉米、谷子、高粱等作物的播种必须抢在五月底到六月初完成。
田野里，景象壮观而忙碌。马拉的播种机算是先进的家伙，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依靠最原始的人力。社员们弓着腰，用点种葫芦或是直接用手，将一粒粒种子按进泥土，同时还要施下底肥。广阔的田垄上，人头攒动，吆喝声、马蹄声、鞭响声交织在一起，谱写着一曲与天时抢跑的劳动交响。
学校也照例放了“农忙假”，孩子们也成劳动力。
然而，今年的大春播，却隐隐透着一股疲沓和无力。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由于林墨和熊哥被“封了枪”，生产队里以往由野味带来的那点珍贵的油水补充，彻底断了。
这个时节，北京是初夏，这里却是刚开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年秋收分下的粮食已经吃得见了底，肚里没有油水，碗里不见荤腥，巨大的劳动强度消耗着每个人的体力。很多人干活时明显没了往年的冲劲，歇晌的时候，常常能听到肚子的咕噜声和无奈的叹息。
“妈的，这叫什么事儿！”地头休息时，常有社员忍不住低声骂骂咧咧，“人家小林、小熊同志牺牲自己的休息日，顶风冒雪钻进老林子，用的是自己的枪、自己的弹药，打回来的东西哪次不给屯里缴一部分？咱们谁家老人孩子没沾过光？现在倒好，成了罪过了！”
“就是！也不知道是哪个黑了心肝、烂了肚肠的王八羔子去告的黑状！让他嘴上生疮，脚底流脓！”
每每听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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