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下了指示。”他把文件递给林墨，手指在那几行字上点了点，“喏，这儿写着：‘鉴于林墨同志此前勇斗敌特，对革命事业确有贡献，经研究决定，其过去的错误行为，本次不予追究。’”
林墨的手指捏着文件边缘，微微颤抖。油灯的光线下，那几行字像针一样刺眼。
“不予追究……”他喃喃道，心里却像压了块冰。这看似宽恕的背后，是铁板钉钉的“错误行为”。
队长叔的声音更低了，带着无奈：“后面还有……‘但公社、大队、生产队需以此为戒，深刻反省，严加约束所属知青行为，杜绝此类资本主义歪风再次发生’。”
文件从林墨手中滑落，轻飘飘地落在炕桌上，却仿佛有千钧重。
接下来的几天，屯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而压抑。大部分乡亲对待林墨的态度依旧热情，但那热情里掺进了明显的同情和无奈的惋惜。
“林知青，别往心里去，”队长婶子压低声音，“咱屯里老少爷们儿心里都跟明镜似的，知道你是啥人！”
给生产队喂牲口的老李头，吧嗒着旱烟，用力拍拍他的肩膀，烟锅子磕在鞋底上砰砰响：“啥污点不污点的？球！咱庄稼人心里有杆秤，那秤砣是良心！别听风就是雨。”
然而，总有不和谐的声音，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搅动漩涡。
自以为是的生产队记工员苟文才，这几天显得格外活跃。他那双小眼睛，总是闪烁着一种窥探和算计的光芒。他在井台边、屯子里的“闲话中心”、在任何一个能聚起三两个人的地方，摇着头，撇着嘴，用那种“我早就料到”的腔调散布着议论：
“我早就说过嘛，知青娃娃上山打猎，这个事儿它就不合适！你看现在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性质多严重！这是给咱们靠山屯脸上抹黑啊！”
“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一切投机倒把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咱们搞社会主义，就得坚决地、彻底地割掉这些尾巴！咱们靠山屯可是先进生产队，可不能留这种毒尾巴害人害己啊！”
他说这话时，目光似有似无地瞟向众人，嘴角抑制不住地向上扬起，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
“你！”李卫红是个暴脾气，听到这话“嚯”地站起来，脸气得通红，就要冲过去理论。
旁边的张建军眼疾手快，一把将她拽住，低声急道：“卫红！别冲动！他就是故意说给你听，激你呢！你越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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