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账和出账都被列了出来——卖毯子的收入、做向导的收入、还高利贷的支出、寄回家里的汇款。数字不精确,但足够说明问题。说明她确实在旅游区谋生,确实与外国人打交道,确实在经济上有压力。
他看完所有内容,把文件和照片放回信封里。窗外,长江和嘉陵江在他脚下交汇,浑浊的江水在暮色中滚滚向东。他拿起手机,拨通了沈佩兰的号码。
“是我。东西拿到了。”
“怎么样?”
“和她认识陆云之前的经历有关。和她认识的那个英国人有关。和她谋生的方式有关。”他停顿了一下。“我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赵家那边——你继续和敏之保持联系。”
“你觉得陆云会信这些?”
“不是要他信。是要他自己去想。”陆震廷把手机换到另一侧,“想了,就有了裂缝。有了裂缝,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他挂了电话,把那个牛皮纸信封锁进了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和第一份报告放在一起。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窗外,朝天门的灯火在暮色中亮起来了。江面上货船的汽笛声闷闷地传来,像是远处有人的叹息。
他忽然想起自己三十二岁那一年。那时候陆云刚出生,他刚从父亲手里接过陆氏,每天睡四个小时,谈项目、拉关系、铺人脉。有一年冬天他去东北出差,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等一个客户等了六个小时。客户来了,看了一眼合同就撕了。他回到酒店,发着高烧,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但他没有死。他活了下来,第二天又去找那个客户,重新谈,重新签。他用了三十年时间,把陆氏从一个地方性的中小企业变成了今天的规模。三千多员工,几百个家庭,都指望着这家公司。
他不能让它毁在一个女人手上。
他走回办公桌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那个牛皮纸信封静静地躺在那里,和第一份报告、恒通的项目书、援建验收进度表叠在一起。他没有再打开它。他已经看过了。那些照片和文字已经在他脑子里扎了根。他关上抽屉,按了桌上的内线电话。
“王秘书,帮我约赵总。赵恒远。这个周末。”
“要带什么文件吗?”
“不用。”他说,“这次不谈生意。”
他挂了电话,把目光转向窗外。江面上的最后一抹暮色正在退去,城市的灯火正在铺开。他记得陆云在大理被冻结账户时打来的那个电话——陆云的声音不是愤怒,不是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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