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排列，精确到每一周的活动轨迹。报告的措辞客观而中立，没有一句断言。它用了一系列动词和名词的组合——她“出现在”哪里，“接触了”什么人，“与某某有过几次交谈”。这些组合放在一起，像拼图一样，拼出了一个轮廓。
那个轮廓是：尼玛·夏尔巴，在加德满都旅游区谋生，与多名外国游客有过接触，曾多次单独带男性游客前往博卡拉。
陆震廷看着那些照片和文字。他没有皱眉，没有冷笑，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他的表情和他在谈判桌上面对对手时一模一样——平静，集中，所有的计算都在表面之下。他用拇指一页页地翻过那些纸张，在某些段落停得久一些，在某些段落跳过去。窗外爬山虎的叶子被风吹动，发出沙沙的声响。茶馆隔壁有人在打麻将，洗牌的声音隔着墙壁隐约传来，哗啦哗啦，像远处有谁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
他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一张照片——尼玛坐在一辆中巴车的副驾驶座上，旁边坐着一个外国男人。男人大概四十岁左右，穿着登山服，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两人在说话，车窗外的背景是通往博卡拉的山路。照片的角度让他们的距离看起来很近，近到可以被描述为“亲密的距离”。
陆震廷知道这张照片不能证明什么。照片上的两个人甚至没有肢体接触。但报告不需要证明什么。它不是法庭上的证据，不是用来给法官看的。它只是用来给客户提供信息。而信息的价值，不在于它证明了什么，而在于它可以被用来做什么。
他把最后一页合上，把照片塞回信封里。
“那个男人是谁？”他问。
“英国登山者。每年都去博卡拉。在泰米尔认识的。”周先生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他的信息在附件里。名字、护照号、入境记录。如果还需要更多——”
“够了。”陆震廷说。
周先生点了一下头，没有多问。
陆震廷把信封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从夹层里拿出一张支票放在桌上。周先生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没有表情，把支票收进了自己那件灰色夹克的内袋里。
“以后如果还有需要——”周先生站起来。
“我会联系你。”陆震廷没有站起来。他重新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盖碗茶，抿了一口，目光落在对面那面爬满了爬山虎的旧墙上。藤蔓在风中微微颤动，叶子的背面是灰绿色的，比正面更浅，在风中翻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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