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如同上紧了发条的钟摆，在忙碌的节奏里飞快转动。何雨柱重新投入到市公安局的工作中，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卷宗堆得像小山一样，几乎要把他埋进去。
就在这连轴转的忙碌里，好消息如同初春的嫩芽，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大闺女何冰馨（囡囡）、大儿子侯魁、二儿子何建业，先后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几封印着红色校徽的信件，被陈雪茹小心翼翼地用红绳捆着，放在堂屋最显眼的柜子上，成了这个家里最耀眼的装饰。
收到消息的那一刻，何雨柱正在审讯室里核对一份关键证词，听到陈雪茹在电话里哽咽着报喜，他握着听筒的手紧了紧，嘴角抑制不住地往上扬。
那一瞬间的喜悦，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驱散了连日来的疲惫。但仅仅片刻，他就深吸一口气，对着电话那头说：“知道了，让孩子们好好准备，我晚点回去。”挂断电话，他转身又扎进了卷宗里——手头的案子正到关键处，容不得半点分心。
彼时的市局，早已是一片忙碌的景象。中组部那边转来了大批案件，都是关于老干部平反的材料。
十年动乱留下的沉疴太多，许多蒙受冤屈的老干部将申诉材料递到中组部，可中组部人手严重不足，尤其是涉及到刑事案件、需要佐证调查的，全都压到了市公安局头上。
何雨柱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上午要带着警员去核查几十年前的证人证言，下午要主持会议梳理案件疑点，晚上还要加班审阅调查报告，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
有时候刚端起饭碗，一个电话打来，就得立刻赶往现场取证；好不容易躺下歇会儿，脑子里却全是案件的时间线和人物关系，根本睡不着。
就连送孩子们去上学校，都是陈雪茹和于莉去的，他实在是没办法。
这样的忙碌，一直延续到过年。这个年过得算不上舒心，鞭炮声里都夹杂着匆忙的脚步声。
何雨柱除夕当天还在局里处理一份紧急协查通知，直到傍晚才踩着满地的鞭炮碎屑回家，年夜饭的饺子都已经凉透了，热了三遍才凑凑合合吃了一顿。
不过，再忙碌的日子里，也总有温暖的光。让何雨柱格外欣慰的是，何大清那边总算安定下来了。年前，何大清把杨阿姨和她的儿子杨泽接到了自己住处，一大家子挤在不大的院子里，倒也其乐融融。
何雨柱去看过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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