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张守田拿起搪瓷缸子喝了口凉水，目光扫过全场，声音提高了些：“下一个，贺仁和！”
被叫到的老人缓缓走上前。他身形清瘦，背微驼，头发花白稀疏，脸上刻满了风霜，唯有一双眼睛，依旧清亮温和。他垂在身侧的手，指节粗大，指尖却带着常年行医留下的薄茧——那是一双摸了一辈子脉、救了一辈子人的手。
贺仁和不是本地人，早些年从关中逃难而来，凭着一手扎实的医术在村里扎了根。他懂脉象、会针灸、能开方，不管是头疼脑热、跌打损伤，还是妇女孩子的疑难杂症，到他手里大多能药到病除。他看病从不嫌贫爱富，穷人没钱，赊账也行，实在困难的，干脆分文不取。村里人私下都叫他“贺先生”，敬重他，也依赖他。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越是德高望重的人，越容易被推到风口浪尖。
他不像王桂香母女那样有明确的问题，可在这个年代，要找一个人的不是，从来都不难。
张守田把手里的几张纸往桌上一拍，开始当众宣读贺仁和的“问题”。每一条，都说得煞有介事，每一条，都踩在当时最敏感的神经上。
一共四条。
贺仁和自始至终低着头，没有辩解，也没有失态。他早已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面，从最初的愤怒不解，到后来的沉默坦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在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多说一句，反而更添波折。
台下的乡亲们心里跟明镜一样。谁不知道贺先生的好？谁家没求过他看病？谁家没受过他的恩惠？谁家孩子半夜发烧，不是贺先生顶着夜色上门诊治？谁家老人腰腿疼痛，不是贺先生几针下去缓解痛苦？就连不少干部、民兵的家里人，都曾受过他的恩惠。
可没人敢出声。
大家都低着头，看着地面，看着自己的鞋，看着脚边飞扬的尘土。有人心里发酸，有人眼眶发红，有人悄悄叹气，可谁也不敢抬头，不敢说一句公道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立场上的错误，是谁都不敢触碰的红线。
张守田见贺仁和一直沉默，以为他是默认了，又厉声追问：“贺仁和，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吗？你用旧法子给人看病，影响群众思想，你安的什么心？”
贺仁和缓缓抬起眼，目光平静，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只有一种看透世事的苍凉。他声音沙哑，却一字一句清晰：“我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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