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加补贴、侨汇券，能拿到近五百块，在当时是顶格的收入。可惜好日子只维持到1967年，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袭来，他们首当其冲，若不是总理暗中庇护，早已家破人亡。工资一降再降，变成每月一百多，积蓄一点点耗在打点与度日上，这点钱与票证，已是全部家当。
“准备一下吧。”李泽宁哑声吩咐，“把我那几套半新的衣服也给承霄带上，他个子长得快，明年差不多就能穿了，钱给他拿三千，粮票给三百斤。”
“给他买点饼干、罐头路上吃吗？”沈清芷问。
“不用。”李泽宁抬手制止，眼神坚定，“等他回来，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办。”说罢，他起身走进书房，背影透着孤注一掷的决绝。
书桌陈旧，抽屉里早已没了往日的学术期刊与外文书籍，只剩下几支笔、一本红皮语录，还有几件舍不得丢的旧物。他摸出一支派克钢笔，笔身锃亮，是回国前导师史密斯教授送给他的。
又拿出一对欧米茄腕表，表盘温润，是当年他与沈清芷的定情信物，曾是他们最珍视的念想。
这些年，家早已被抄过数次。他的西装、皮鞋、领带，妻子的化妆品、首饰、旗袍，刚从友谊商店买回来的照相机，但凡带点“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全被抄走、砸毁、没收。能留下的，只有这几样藏在隐秘处的物件，是他们与过往岁月唯一的牵连。
李泽宁指尖轻轻抚过两块腕表，金属冰凉，心底翻涌着酸涩、愧疚与无力，像潮水般将他淹没。
书房门轻响，沈清芷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首饰盒。她把盒子轻轻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条红宝石吊坠项链，鸽血红的宝石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微光，是她的陪嫁，是娘家留给她最贵重的念想。
“把这个也让承霄带走吧。”她低声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李泽宁抬头，看见妻子眼底的泪光与决绝。他伸手，将她揽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发顶，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字字锥心：“我们是不是不该回来？”
沈清芷靠在他肩头，无声落泪。当年一腔赤诚，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以为能用所学治病救人、报效国家，谁知半生风雨，落得这般境地。
李泽宁紧紧抱着她，一遍遍地轻声说：“对不起……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