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见了阿黄。
他的仓库在省城南郊的货运站旁边，三间大平房，门口停着两辆装满货物的三轮车。仓库里堆得满满当当——成箱的电子表、成捆的塑料凉鞋、成袋的花布头巾、摞到天花板的搪瓷脸盆和铝饭盒。
“省城这摊，我交给一个老乡管。”阿黄指着角落里一个正在算账的矮个男人，“老郑，温州乐清人，跟了我三年。”
老郑抬头看我一眼，点点头，又低下头去。
“货价跟江城一样。”阿黄递给我一张价目表，“但有一条——省城的关系复杂，郑东海盯着这一块。你开店，他迟早知道。”
“知道就知道。”我把价目表折好塞进口袋，“他的合作提议，我还没答应。”
阿黄笑了，露出两颗金牙：“炜杰，你是我见过胆子最大的江城人。”
“不是胆子大。”我说，“是算过账。”
选址花了两天。
城郊结合部很大，人口密集的地方好几个。我和赵强、小马分头跑，一个下午能看七八个地方。最后定在城东的一个大型居民区——“红星新村”。
这里是省城建得最早的安置小区之一，住了上千户人。有从农村来的建筑工，有从县城来的小生意人，有在城里打工的年轻夫妻。早上五点多，小区门口就人声鼎沸；晚上十点多，还有路边摊在卖炒粉和馄饨。
铺面在小区门口的路口拐角，一间二十平米的临街门面。前面是马路，后面是小区围墙，左边是一家早点铺子，右边是个修自行车的摊位。人流量大，而且是从两个方向来的。
房东是个胖女人，穿件的确良衬衫，手里拿着把蒲扇。她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扇着风说：“转让费一千二，月租两百，押一付三。”
“转让费太高了。”我说，“这铺面上家是卖早点的，除了个水泥灶台，什么都没留下。”
“位置好啊。”胖女人摇着扇子，“拐角，两面来钱。”
“八百。”
“一千一，少一分不谈。”
“九百。”
胖女人把扇子停了，看我一眼。她眼睛不大，但眼神很亮，一看就是常年跟租客打交道练出来的。
“小伙子，”她说，“你是外地人吧？”
“江城的。”
“来省城做生意？”
“试试。”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扇子又摇起来：“一千。不能再少。”
我从兜里掏出一沓钱——十张十块的，剩下的都是五块一块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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