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托家人凑钱过来赎人，交够罚款，才能勉强脱身、重获自由；要么，没人赎、没人管的，就会被统一分批，送去郊外的劳改农场强制干活，没日没夜干重活、挨冻受累、挨打受骂，最少也要关押劳作十天半个月，多则数月，根本没人能轻易出来。”
少年越说越低、越说越丧，语调里灌满了底层人的无奈与卑微。说完之后，他立刻重新低下头颅，眉眼低垂，目光死死落在自己裤腿层层叠叠的补丁之上，指尖无意识地反复抠着粗糙的裤缝布料，一下又一下，将平整的布料抠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细碎凹痕，动作麻木又无助。
“我从河南老家出来的时候，身上就只带了五十块钱。”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酸涩又委屈，字字句句都透着少年人的无助与茫然，“这五十块，是我母亲夜里趁着没人，偷偷塞在我鞋底藏起来的，是家里仅剩的一点积蓄。我一路省吃俭用、不敢多花一分，一路熬到东莞，可这点钱，连办一张暂住证的费用都远远不够，更别说几百块的收容罚款、赎金了。我……我根本没人能救。”
讲到“母亲”两个字的瞬间，他的声音猛地狠狠一哽，鼻腔瞬间发酸泛红，眼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通红，晶莹的泪水瞬间蓄满眼底，在昏暗的光影里闪闪发亮。他死死咬紧牙关、绷紧唇瓣，用力仰头、强忍情绪，拼尽全力不让泪水滚落，可眼底的委屈与绝望，早已藏不住、掩不住。
我心底一片清明，他口中的每一句话，都绝非年少无知的夸张说辞，而是整个珠三角务工群体人人皆知、人人畏惧的残酷现实。九十年代的樟木头收容站，是所有异乡打工人的噩梦深渊，是实打实的人间炼狱，从来没有温情、没有宽恕、没有情理。
但凡被转运进去的人，命运从来都只有两种悲惨结局。第一种，耗尽一路省吃俭用积攒的所有血汗积蓄，缴纳高额罚款赎身，身无分文、一无所有地走出收容站，重新回归漂泊，数月劳作付诸东流；第二种，无钱可交、无人可赎，被发配到偏远荒僻的劳改农场，没日没夜从事高强度重体力劳作，挖土方、修路基、搬石料、扛重物，日晒雨淋、寒暑无休，日日吃不饱、夜夜睡不好，打骂体罚是家常便饭。
更残酷的是，无数身体孱弱、年纪幼小、体质单薄的人，熬不住繁重劳作与恶劣环境，在收容站、农场里染上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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