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越筑越高，走投无路之下，才揣着邻里拼凑的几十块路费，千里迢迢南下东莞，赌上所有希望，来这座遍地机遇也遍地残酷的工业小镇讨生活。
他进厂时间短，手头一直拮据窘迫，每一分血汗钱都掐着指头算计，省到了极致，苛刻到了骨子里。车间里的流水线工作枯燥繁重，从早八点站到晚八点，十二个小时连轴转，除了短暂的午休，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日复一日重复着机械的工序，手指磨出厚茧，腰背常年酸胀，双眼被机器灯光熬得干涩发红。即便如此，每月微薄的底薪加上计件提成，除去食堂固定的伙食费，剩下的每一分钱，他都尽数攒下，一分不留地寄回老家，全部用来给母亲买药、偿还外债。
厂里包吃包住，食堂的饭菜油水稀薄，常年是一荤两素的标配，荤菜大多是肥肉碎末，素菜寡淡无味。不少工友偶尔会攒点零花钱，下班去巷口小卖部买包泡面、买根冰棍、买瓶汽水，犒劳辛苦一天的自己，逢年过节还会约上三五工友，去街边小饭馆炒两个小菜、喝两瓶啤酒。可我从未见过阿强有半点奢靡。
他的一日三餐，永远是食堂最基础的饭菜，从不加菜、从不加餐。早餐是二两白粥配一小碟咸菜，匆匆几口吃完就赶往车间；午餐和晚餐，老老实实打一份米饭、两份素菜，偶尔看着别人碗里的肉片，也只是淡淡瞥一眼，从不多言。夜里宿舍熄灯后，肚子饿了，他就悄悄喝几口凉白开垫一垫，硬生生扛着饥饿，从来舍不得花一块钱买包干脆面。
他的生活用品全是最便宜的地摊货，两块钱的牙膏、三块钱的香皂、五块钱的毛巾，能用大半年。身上的工装是厂里统一发放的，洗了一遍又一遍，原本的蓝色早已泛白，边角磨得微微起毛，他依旧穿得整整齐齐，从不邋遢。私下穿的便服，是家里带来的旧衣服，打了两处小小的补丁，他也毫不在意，依旧穿得坦然。
在九十年代的东莞工厂，流动人口管理极其严格，暂住证是每一个外来务工者的“城市通行证”，是扎根这座小镇最基础、最硬性的门槛。镇上派出所会定期联合厂区、街道开展流动人口清查，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必须在入职半个月内办理暂住证，工本费、登记费、建档费加在一起，一共二十五块钱。
二十五块钱，在那个年代，对大多数进厂工人而言，不过是两三天的工钱，是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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