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九十年代的东莞、樟木头，正是“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的时候，港台老板带着资金和技术涌进来，租一块地、搭几间厂房、拉上几条生产线，一家玩具厂、电子厂就开张了。那时候没有统一的工业区规划，厂房有的在街边，有的在巷子里，有的甚至是在民房里改造的，门口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只靠熟人介绍才能找到门路。阿强的信上只写了“樟木头”，写了“到了给我打电话”，写了“这边遍地是工厂，来了就不怕没活干”。阿强没有告诉他，如果打不通电话怎么办，如果找不到人怎么办，如果钱丢了怎么办。
他在汽车站附近转了一整天。蛇皮袋扛在肩上，压得肩膀生疼，里面还有几件衣服和几块馊掉的烙饼。烙饼他舍不得扔，掰开闻了闻，酸味更重了，他皱着眉，把没馊的部分掰下来慢慢嚼着，心里默念：“省着点，再省着点，说不定明天就能找到工作了。”馊的部分包好继续带着，哪怕知道不能吃，也像是多了一份念想。那时候的樟木头街道，尘土飞扬，柏油路面坑坑洼洼，路边的小摊挤得满满当当，卖炒粉的、卖盒饭的、修自行车的、收废品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工厂下班的哨子声混在一起，热闹得让人有些慌乱。路边的墙上、电线杆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招工启事和治性病的小广告，风吹过来，纸片哗啦作响，有的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白，字迹模糊不清。他凑过去，眯着眼睛一张张看，手指划过“女工优先”“熟手优先”的字样，心里一点点凉下去：“我既不是女工，也不是熟手，这可咋整？”
樟木头的街道比他想象的要热闹。到处都是年轻人，操着各种口音，四川的、湖南的、江西的、广西的、贵州的，走路的、骑自行车的、蹲在路边吃盒饭的。他们大多和陈建军一样，背着简单的行囊，脸上带着青涩和疲惫，眼神里满是对工作的渴望——那时候，农村的年轻人大多不想困在田埂上，听说南方的工厂能赚钱，能寄钱回家，便揣着几十块钱，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一头扎进这片陌生的土地。工厂的围墙刷得雪白，墙头拉着铁丝网，大铁门紧闭着，门口竖一块牌子，写着“某某电子厂”“某某玩具厂”“某某制衣厂”。牌子上有时候贴一张红纸，歪歪扭扭写着“招工”两个字，下面跟着“女工优先”。那时候的工厂，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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