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一样涌来，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甚至开始后悔，后悔不听母亲的话，后悔自己太大意，后悔来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想起了母亲。想起母亲把八十块钱叠好塞进蓝布里的样子，手指有些哆嗦，叠了好几遍才叠整齐，嘴里反复叮嘱他“省着点花，找到阿强就好了”；想起母亲连夜烙饼的样子，灯光下，她的头发已经有了几缕白丝，眼睛熬得通红，却还是笑着说“烙点饼，路上吃，比火车上的泡面便宜”；想起母亲站在村口送他的样子，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一直站到他拐过弯去，看不见了，他回头的时候，还能看到她的身影，在风中微微晃动。要是母亲知道钱被偷了，一定会很伤心吧？他不敢想，也不敢给家里发电报，他没有钱，更没有勇气告诉父母这个坏消息。
他想起父亲。父亲那天晚上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炕边，抽着旱烟，烟袋锅子一下一下地敲着炕沿，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他帮他把蛇皮袋提到村口，说了一句：“到了拍个电报回来。”就走了。没有送到车站，没有挥手，没有多余的嘱咐。走的时候背微微驼着，步子不快不慢，像去田里干活一样平常，但陈建军知道，父亲心里是牵挂他的，只是男人不善于表达。他想起父亲常年劳作的手，布满了老茧，粗糙得像树皮，那八十块钱，里面也有父亲的血汗。他对不起父亲的期盼，对不起母亲的叮嘱。
他想起阿强。阿强在樟木头的玩具厂打工，去年过年的时候回了老家，拍着他的肩膀说“广州好赚钱，你跟我一起去，我罩着你”；阿强说到了广州给他打电话，他去车站接。可是他没有阿强的电话号码——阿强信上写了，他把那张信纸放在衣服口袋里，和碎纸片一起。他摸了摸口袋，信纸还在，碎纸片也还在。他掏出来看了一眼，上面是阿强歪歪扭扭的字：“建军，到了广州给我打电话，号码是……”号码是0769-xxxxxx。
他没有电话可以打。九十年代的广州，公用电话虽然有，但大多在小卖部、邮电所，打电话要花钱，一分钟几毛钱，他连一毛钱都没有。他看着那张信纸，心里又酸又涩，明明离阿强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没有钱，连联系他的资格都没有。要是阿强在身边，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他心里充满了无助。
他把信纸重新折好，塞回口袋。碎纸片也塞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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