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笑我：“建军，一张破纸而已，
至于当宝一样天天揣着吗？我没这东西，不也照样上班、吃饭？”
我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暂住证，小心翼翼地摩挲着塑封膜，语气里带着几分郑重，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你不懂，阿强。这不是破纸，这是咱们打工人的‘保命符’啊。没有这张破纸，你连街都不敢上，万一被联防队查到，轻则罚款，重则遣返，到时候你怎么给家里寄钱？怎么给你爹买药？”
阿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低下头，踢了踢脚下的小石子，沉默了许久，语气里满是无奈与苦涩：“我怎么会不懂？我比谁都想办！可我没办法啊。”他抬起头，眼眶微微发红，声音也低了下去，“我工资比你高一点，一个月七百块，可我爹得了重病，常年吃药，每个月都要寄五百块回家，剩下的两百块，勉强够我吃饭、交房租，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办暂住证？”
我看着他落寞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拍了拍他的肩膀，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知道他的难处，他和1990年那些办不起暂住证的打工人一样，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下班就躲在出租屋里，不敢出门，就连买包烟，都要趁天黑，像做贼一样，生怕被联防队查到。他心里的恐惧与不甘，我比谁都懂，可我也帮不了他，我们都是底层挣扎的打工人，自身都难保，又能给彼此多少帮助呢？
沉默了许久，阿强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渺茫的期盼，轻声说：“等这个月发工资，我也去办一张，哪怕紧巴一点，少吃几顿饱饭，也不想再这样担惊受怕了。我想安安稳稳地打工，安安稳稳地给我爹寄药钱。”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心里却清楚，他大概率是办不成的。家里的重担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两百块钱，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我不敢戳破他的期盼，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他能如愿，希望我们这些南下的打工人，能少一点艰辛，多一点安稳。
可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他一直没有办下暂住证。后来，我听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被联防队查到，罚了三百块钱，那是他攒了好久，准备给父亲买进口药的钱。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蹲在出租屋的墙角，双手抱着头，肩膀不住地颤抖，声音沙哑地说：“三百块……我爹的药又要断了……”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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