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能让母亲这么激动的，除了录取通知书，还能有什么？赤着脚踩过碎石路绕到前院，碎石子硌得脚底生疼，却不及心里的悸动滚烫。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有些磨损，却被她攥得紧紧的，指节都泛了白，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嘴角像是要往上翘，眼眶却先红了，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没擦干净的灰尘。
“邮递员刚送来的，”母亲的声音发颤，指尖都在哆嗦，小心翼翼地把信封递到他面前，“你的！镇上张老师刚才还过来问，说你今年肯定能中，没想到真的来了！建军，你出息了啊！”
陈建军的目光死死钉在信封上，印着的几个黑体字——“岳阳农业学校”，字迹清晰，旁边还印着一个小小的校徽图案，那是当时中专院校的标配。他的心脏“咚咚”狂跳，指尖发麻，几乎不敢去接，心里又喜又慌：喜的是熬了两年，终于考上了；慌的是，家里的条件，能供他去读吗？1991年，中专还是很多农村孩子的“首选”，考上中专，就意味着能转城镇户口、毕业包分配，吃上“商品粮”，不用再像父辈一样种地，这是当时最体面、最稳妥的出路，比现在的重点大学还要让人羡慕。
堂屋里光线昏暗，十五瓦的灯泡吊在房梁上，电线有些老化，垂下来一小截，风吹过就轻轻晃动，照得每个人脸上都是黄乎乎的，连墙上贴的“农业学大寨”标语都显得有些模糊——那是几年前贴的，边角已经卷起，却没人舍得撕，像是一种念想，也像是那个时代的印记。父亲陈德贵坐在竹椅上，那把竹椅已经用了十几年，椅面磨得光滑发亮，膝盖上摊着那张录取通知书，他已经看了好几遍，烟叼在嘴里忘了点，烟灰积了长长的一截，落在了通知书的边角上，他也浑然不觉。他的心里翻来覆去都是那笔学费，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大哥陈建国——不对，他才是陈建军，大哥叫陈建国——大哥蹲在墙角磨镰刀，镰刀是家里最常用的农具，磨得锃亮，他头也没抬，手里的动作却慢了下来，耳朵竖得老高，显然也在听着屋里的动静。那时候的农村，家里的长子大多早早辍学，帮着家里种地、挣钱，供弟弟妹妹读书，陈建国就是这样，读完小学就没再念了，一辈子和土地、农具打交道，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沧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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