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者”，找了很久，最后只找到一座孤零零的墓，躺在故乡的大山里，而他曾经带出来的村庄，早已破败衰落，久无人居。旧城改造后，走马人搬到了百果洞，年轻人宁愿骑自行车往返二十多分钟，也不愿在工厂附近租房，只因为“这里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厂里的只能叫工友”。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乡情，成了他们在异乡最坚实的依靠。
文学与记忆：留住一个时代的痕迹
樟木头的故事，不只是打工人的挣扎，也被无数写作者铭记。1994年11月，冯牧、莫言、陈建功等作家来到东莞，参加“中国名作家东莞笔会”，陈建功在东莞待了一周，写下《东莞故事》，记录表弟在长安闯荡的经历。30年后，他再次到访，在当年的题名录上签下“暌违卅载，文心犹炽”，字字皆是对那段岁月的回望。
更多没有“作家”头衔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时代。郑小琼不是大作家，只是一个从四川农村来的女工，她写《走马》，写表姐、表姐夫、表哥表妹们，写他们在樟木头、深圳、塘厦之间的迁徙，写他们的无奈与坚韧，“当我越深入，那一句句乡音、面孔背后的故事，便会突然在拥挤的人流中涌出来，带着生活的烟火味，带着漂泊者的无奈，也带着外来寻梦者的坚韧、勇敢”。
故乡未远，异乡已老
如今，樟木头的收容所早已消失，暂住证也成了历史名词。现在的年轻人拖着行李箱走出东莞东站，不会再有人半夜敲门查证，不会再因为没有一张卡片而被塞进卡车，可樟木头的故事，从未被忘记。
它藏在郑小琼的散文里，藏在阿村四万多块钱的逃亡里，藏在小果光脚踩过的冰冷水泥地上，藏在每一个70后、80后打工人的记忆里。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怕，那些深夜的恐惧、片刻的温情，成了一代人的共同印记。2002年，东莞市文联创办《南飞燕》，南下的大雁春来冬去，一如当年的打工人，从四面八方飞来，扑腾几年，有的飞走，有的留下，有的再也飞不动。
留下的人，他们的孩子早已不会说父辈的乡音，不知道樟木头收容所是什么，也不懂“暂住证”三个字曾压垮过多少脊梁。但总有东西被留住：百果洞的走马餐馆依旧营业，腌菜还是故乡的味道，长途大巴依旧往返于樟木头与走马镇之间，把故乡的气息，一趟趟运到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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