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利用这家公司的壳，伪造一个子账户或特别委托协议，声称王教授多年前通过该信托设立了一个‘数据遗嘱’，指定在其发生‘法律上无法自由表达意愿’的情况时，将一份加密文件交给指定人（比如他的律师，或某个中立的第三方）。”
“风险在于，如果这家信托真的是郭兆林控制的，我们可能会自投罗网。如果不是，我们伪造其文件，一旦被发现，会引发法律纠纷和国际关注。”老周提醒。
“查一下这家信托的底细。老吴，用最快速度，摸清它的股权结构、董事名单、以及近期业务往来。重点是，它和李国华、郭兆林的关联有多深，是否在他们的完全控制下。”陈墨指示。
两小时后，初步调查结果出来。
“太平洋传承信托，注册于2015年，名义上有三个董事，都是职业代理人，背景干净。其主要业务是帮助高净值客户进行资产隔离和传承规划，看起来正规。但深挖其服务客户，发现有几个名字与李国华的资金流水中的收款方重叠，且其中一个客户公司的注册地址，与‘阿尔法基金会’某个关联公司的注册地址在同一栋楼。关联性存在，但并非铁板一块。这家信托很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郭兆林网络用作洗钱通道之一，其自身管理未必参与犯罪。”老吴汇报。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它，但需要极其小心，不能留下明显伪造痕迹，以免被其真正的管理者发现并报警，打乱我们的计划。”影子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不直接伪造信托文件，而是伪造一个来自这家信托的‘内部调查员’的联络？这个调查员‘发现’了王教授名下的这个异常委托，出于职责联系相关方核实，结果消息‘意外’走漏，传到郭兆林耳朵里。”寒晓东提出另一种思路。
“这个更迂回，也更安全。我们可以伪造一个信托公司合规部门的邮箱，向王律师的工作邮箱发送一封措辞谨慎的询问函，提及在例行内部审计中，发现一份以王教授名义设立的、条件触发的‘数据保管协议’，询问其当前状况及是否需要执行。邮件可以设置成自动转发或抄送给某个‘关联方’（我们伪造的），而这个关联方的邮箱被我们监控，并且‘恰巧’与郭兆林监控的某个通讯渠道有交集。”老吴觉得可行。
“需要哪些信息来伪造这封询问函？”陈墨问。
“需要王教授在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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