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一件关乎生死的事的传信人。
“你们手里有枪。很多人家里都有。但你们从来不敢想那件东西真正的用途。你们以为那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是藏在衣柜里的铁疙瘩，是每年去靶场打两次纸靶子的玩具。
不对。那件东西，是你们最后的底牌。是你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唯一一张还能翻出来的牌。”
“你们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年年叫嚷控枪？不是因为他们怕你们拿着枪去打劫。每年死在手枪下的人还没有死在处方药下的人多。他们怕的不是你们的枪会杀人，他们怕的是——你们有一天醒了，而你们手里有枪。”
“我不叫你们去拿枪上街。”男人说。“那不是底牌的用法。底牌是压在最后的。但是你们必须知道一件事——那张牌在你们手里。不在他们手里。”
他的声音开始慢慢往上推，像水涨起来，不知不觉就漫过了堤。
“他们可以收走你们的房子，但不能收走你们的枪。他们可以让你破产，但不能让你不能保护自己。
他们可以关掉工厂，但他们不能进你的家门。你的家，是你的地盘。你有枪，你是主人。他们没有枪，他们是客人。客人和主人的关系，从来都是这样分的。”
“你们不需要去冲击国会山，不需要去和装甲车对抗。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让那些人知道，每一个家庭，每一扇门后面，都有一个人。那个人有枪。那个人不会再退了。”
男人的声音终于提了上去。不是嘶吼，是一种从胸腔底部推上来的、带着金属质感的共振。
“他们敢在街上开枪，因为街上的人没有枪。他们敢在你们举牌子的时候扣动扳机，因为牌子上没有枪。他们敢把你们当蚂蚁一样碾过去，因为蚂蚁没有牙。”
“但如果每一只蚂蚁都有牙呢？如果每一只蚂蚁都知道自己有牙呢？如果他们知道，每推开一扇门，都可能面对一个握着枪的人呢？”
“他们还敢吗？”
酒馆里的温度像是突然升高了。不是物理上的热，是每个人的血液都像是在加速流动。
那个角落里戴帽衫的年轻人把帽兜掀了下来，露出一张瘦削的、长着青春痘的脸。他的眼睛亮得吓人，嘴唇抿成一条线。
头发乱糟糟的老头站了起来。他刚才还颤颤巍巍的，现在站得比谁都直。他的手插进夹克内侧，摸出一个东西。
是一个老旧的、皮面磨得发白的持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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