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他在1826年派遣威灵顿公爵前往圣彼得堡，签署了《彼得堡议定书》。
这份协议明确了在俄国的支持下，由英国出面调停希腊与土耳其的冲突，目标是达成希腊在奥斯曼帝国内的高度自治。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的民众也早已厌烦了东地中海长久以来的战事对贸易和海运的威胁。商船保险费连年攀升，东地中海的航线时断时续，那些靠海上贸易为生的商人和船主们不断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恢复区域稳定。
这种来自商业阶层的压力，也是英国政策从谨慎中立转向主动调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1827年，局势急转直下。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邀请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埃及军队在易卜拉欣帕夏的率领下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一路势如破竹。
希腊起义军节节败退，伯罗奔尼撒的几座重镇接连陷落。消息传到伦敦，亲希腊人士在政府和议会中加紧游说，警告说如果不立即干预，希腊将面临亡族灭种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随同法、俄两国组成联合舰队，开赴纳瓦里诺湾，试图以武力威慑与海上封锁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迫使其接受停战斡旋。
克莱蒙特庄园的花园里，夏洛特和玛丽坐在那棵老橡树下。春日的阳光从枝叶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们脚边的草地上，碎碎的，亮亮的。
夏洛特端着茶杯，望着远处那片被风吹皱的湖面，忽然开口。“没想到局势果然到了英国下场干涉的地步。希望三国海军能让东地中海重归安宁。”
玛丽点点头。“希望如此。”她顿了顿，把茶杯放下，“只是这时候干涉奥斯曼一方，他们难免有功亏一篑的感觉。恐怕不会那么容易达成协议的。”
夏洛特转过头看着她。
“奥斯曼可是君主专制。”玛丽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个早已被无数历史细节验证过的事实，“战也好，和也好，都受那位苏丹的重大影响。易卜拉欣帕夏在战场上再厉害，也不过是苏丹手里的一把刀。刀砍到哪里，什么时候收回来，从来不是刀自己决定的。”
她顿了顿，“而马哈茂德二世这个人——他在宫里坐了那么多年，先是禁卫军的傀儡，后来亲手铲掉了禁卫军。这样的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三国舰队开到门口，在他看来大概不是调解，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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