觎她身家的人，不止他一个。
那些贵族子弟，像苍蝇一样，赶不走，打不死。她每次出门，都能在街角“恰好”遇见谁，在书店里“恰好”碰到谁，在茶室里“恰好”邻桌坐着谁。
他们穿着体面，笑得得体，递名片，送花，写信。信写得很长，很真诚，说读过她的书，很喜欢，说在霍兰德庄园的聚会上见过她，印象深刻。她一封也没回。可他们还是来。
有一个男人，姓萨克维尔。不是子爵，是公爵。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约翰·弗雷德里克·萨克维尔
年轻，未婚，脸很白，眼睛很亮，笑起来牙齿整整齐齐。他每日给家里送花，不是一束，是一车。百合，玫瑰，雏菊，满天星，用缎带扎着，放在精致的篮子里，摆在门口。
埃莉诺每天开门，都能看见那只篮子。她把花拿进来，问玛丽怎么办。
“丢出去。”玛丽说。
埃莉诺把花丢进了垃圾桶。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又来了。
凯蒂站在垃圾桶旁边，看着那些被丢掉的花，心疼得不行。“这么好的花，丢了多可惜。拿回房间里插着不好吗？”
玛丽看着她。“留下花，说不准被人家当成鼓励呢。”
凯蒂想了想，没有再说了。
那些疯狂追求的事，在伦敦传得沸沸扬扬。咖啡馆里有人议论，报纸上有人写，那些太太们在茶会上摇着扇子，说班纳特家那个三女儿，手里攥着那么多钱，眼光高得很。
《晨报》的花边专栏，连着三天都在写这件事。第一天标题是《女作家与子爵：一段未开始的罗曼史》。文章写得暧昧，说洛维尔子爵风度翩翩，多次登门，却吃了闭门羹。说玛丽·班纳特“似乎对贵族头衔毫无兴趣”。
第二天标题更直白——《公爵的花篮被丢出窗外》。写萨克维尔公爵每日送花，每日被丢。写那些花“足以装饰一整座庄园的宴会厅”，却“只能躺在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门口的垃圾桶里”。
第三天，专栏作家换了个角度，写玛丽·班纳特“手握数万镑资产，却连一个体面的追求者都看不上”。文章最后阴阳怪气地补了一句：“也许她更愿意与她的书为伴。”
《泰晤士报》不写这种东西。可那些小报，那些专门报道贵族八卦的花边报纸，恨不得把玛丽的门牌号印在头版。
他们编故事，说她夜夜在书房里数钱，说她把那些追求者的情书一封一封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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