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从工厂，从医院，从学校，从那些从来没有人听见的角落，汇成一条河，汇成一片海。
那些陈旧腐朽、充满偏见的言论，被淹没了。那些骂她的人，有的沉默了，有的还在骂，可没有人听他们了。
最后，是夏洛特王储的公开信。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我读了玛丽·班纳特小姐的每一本书。从第一卷到第十五卷，一册都没有落下。她的书写得好，她的人，也做得好。”
那些守旧的人被连番嘲讽，不再出声了。报纸上开始讨论女性教育，那些开明的宗教界人士说，女性当然应该接受知识教育。教育界的人士说，女子学校应当增加更多课程。那些教授们开始争论，女人的脑子到底能不能学数学，可争论的声音，比从前小了很多。
玛丽的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报纸上不再有那些骂她的文章，咖啡馆里不再有人争论托马逊是谁。那些记者不再堵在朗博恩门口，加德纳先生的店铺也恢复了正常。只是偶尔有人提起，说那个女作家，那个托马逊，住在赫特福德郡的乡下，不怎么出门。
玛丽坐在彭伯里那间客卧的书桌前，面前摊着那些报纸。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些字上，把墨迹照得发亮。她读完那封夏洛特的信，嘴角弯了弯，把报纸放下，铺开一张新的纸。
那些信，那些声音，那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温暖，她记在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