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纸，手里拿着羽毛笔。
纸上是些乱七八糟的字——人名，地名，几个潦草的句子。她盯着那张纸，脑子里转着新一卷的故事。
距离上一卷出版，已经过去不少日子了。
第十三卷是关于婴儿甜酒的，那本书在伦敦闹出了不小的动静。药店的招贴改了，妈妈们开始传话，白教堂那边还真的办起了托儿所。
但那一卷……怎么说呢，更多的是一种愤怒。
这一回，她想写点不一样的。
回归本来的路数。严谨的凶杀。精密的推理。那种让读者拍着大腿说“我怎么没想到”的诡计。
她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一个方向。
左右手。
一个人在杀人或者反抗的时候，留下的痕迹，会因为他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而完全不同。
比如，一个人右手拿刀刺向另一个人，伤口的走向，刀痕的深浅，和左手拿刀完全不一样。如果被害者在反抗，她手上的伤口也能看出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这是一个法医学的基本常识，但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会想到这一点。
玛丽想着想着，笔在纸上划拉起来。
“右手持刀——伤口左深右浅，从上往下斜。”
“左手持刀——反之。”
“被害人右手有伤——与凶手面对面，伤口朝向……”
她越写越快，那些念头像泉水一样涌出来。
死者。嫌疑人。现场。证据。最后揭晓的那一刻。
赫斯特先生和宾利还在打牌。卡洛琳终于放弃了干扰达西，坐到一边摇扇子。达西写完了信，靠在椅背上，目光无意间扫过角落里的玛丽。
她没注意到他。
她低着头，手里的笔飞快地动着，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字。
达西看了一会儿，收回目光。
他不知道她在写什么。
但她的样子，和那些只会谈论裙子、舞会、某某夫人的小姐们，完全不一样。
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