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片树丛。春天来了，野蔷薇快开了。
伦敦很远。
希腊更远。
但那些正在为自由拼命的人，和那些戴着口罩走进工厂的女工，和那些在产褥热中死去的产妇，和那些肺里塞满棉尘的女人——
都是人。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或者死去。
玛丽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几封信。
一封来自纽约，约翰·亚当斯·史密斯——当然，那名字一看就是假的——热情洋溢地告诉她，第十二卷在美国卖得“比预期好得多”，已经加印三次，费城和波士顿的书商天天催货。随信附上的汇票，数额比她预想的更大。
一封来自巴黎，是埃杰顿先生转来的法国出版商来信。信里说，法语版前十一卷已经全部出齐，销量“稳步上升”，连瑞士和比利时那边也在进货。他们问第十三卷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还有一封来自维也纳，字迹潦草，英语写得很吃力。是一个书商，说奥地利的贵族太太们迷上了弗朗西丝·沃斯通，希望能尽快翻译成德语，如果可能，也请考虑匈牙利语版本。
玛丽把这几封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然后她拿起羽毛笔，在废纸上列了几个数字。
英国本土的版税，一直稳定。美国的授权费，一次性拿了一笔，后续还有分成。欧陆那边，法国、德国、现在又加上奥地利和意大利——虽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像英国这样按分成算，但积少成多，数字也很可观。
她把那些数字加起来，算了三遍。
五万六千镑。
这是她现在能动用的钱。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橡树庄园值一万五千镑，运河公司的股票也涨了不少，还有存在加德纳舅舅那里的那笔钱。
这五万六千镑，是现金支票。
是可以在她手里流动的，可以用来做事的钱。
她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
女校的事，她一直在想。
不是那种教女孩跳舞弹琴的淑女学校——那种学校已经够多了。她想办的，是一所真正的学校。教阅读，教写作，教算术，教历史，教地理。教那些威尔逊小姐教过她的东西。
教那些让一个女孩知道自己不只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谁的女儿的东西。
办学校要钱。
要地，要房子，要请老师，要买书，要管学生的吃住。她算了算，没有几千镑下不来。而且不能只算第一年，要算五年十年，要算万一招不到学生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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