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角弯了起来。
读到最后，她把信放下，抬起头，看着父亲。
“父亲。”
“嗯？”
“埃杰顿先生想和我签独家协议。”她说，“分成……提到一成半。”
班纳特先生的眉毛挑了起来。
“一成半？”
“嗯。”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问。
玛丽点点头。
“意味着他怕我被别人抢走。”她说。
班纳特先生笑得更深了。
“没错。”他说，“蓓尔美尔街上那些大出版商，现在应该已经派人打听了。他们会拿着两成分成、三成分成的合同来找你，会用最好的纸张、最贵的装帧诱惑你，会告诉你‘埃杰顿那种小铺子配不上你’。”
他顿了顿，看着玛丽。
“你打算怎么办？”
玛丽低下头，又看了一眼那封信。
信上那些字，是埃杰顿先生亲手写的。那些墨迹，是他一笔一画落下的。他说“我相信您，从一开始就相信”。
她想起两个月前，父亲带着两卷手稿去伦敦的那几天。想起那些大出版社的拒绝，想起舰队街那些只认法律书的印刷作坊，想起最后那间不起眼的柯曾街11号。
是那个人，愿意赌一把。
是那个人，在她什么都不是的时候，点了头。
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
“我还没想好。”她说，“但我会给他回信的。”
班纳特先生点点头，站起来，走到门口。
“慢慢想。”他说，“你现在有资格慢慢想了。”
门关上了。
玛丽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攥着那张五十英镑的支票。
窗外，阳光正好。
她忽然想起弗朗西丝·沃斯通。
那个住在阁楼里的女人，那个被人小看、被人误解、却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女人。
她也曾是那样的。
但现在，她不再是了。
五千个人读过她的故事。
五千个人知道弗朗西丝·沃斯通。
很快，还会有更多。
她拿起笔，铺开一张纸。
玛丽拿着那封信，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阳光从斜照变成直射，又从直射慢慢偏西，落在她面前的桌上，落在那个拆开的信封上，落在那张五十英镑的支票上。
她没有动。
她在想事情。
想两个月前，父亲带着两卷手稿去伦敦的那些日子。想她坐在客厅里数着心跳等消息的样子。想父亲回来时，从皮包里取出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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