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总统一直在研究，在研究，在研究。
政客们总说“再等等”“再看看”“再谈谈”。
他是军人，不是政客。
政客想的是选票、是法律、是程序、是“越权还是违宪”。
他想的是：我们的敌人还在掐着我们的喉咙，你们还在等什么？
他那张铁青的脸上，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只有一种压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出口。
他转身走向门口，门在他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战情室里安静了一瞬。
总统靠在椅背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
他没有说话。
他在想陈时安。
那个穿着军装站在哈里斯堡讲台上、手里攥着一封信、说“为了人民，不惜一战”的人。
如果不是陈时安把他逼到这一步，他不会做出这个决定。
他不会把航母开过去，不会下达最后通牒，不会把自己推到战争的边缘。
他只想安安稳稳地把这个总统当完，不惹事，不冒险，不得罪人。
他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不得罪人。
但陈时安不让他安稳。
陈时安让大半个联邦的人站在了他那边。
那些游行的人、那些举着牌子的人、那些在寒风中不肯走的人。
他们不全是人民党的党员，他们不是陈时安的死忠，他们只是普通的联邦人。
他们只是冷了，怕了，不想再冻死人了。
而陈时安，替他们说了那句话。
他知道，陈时安说得对。
冻死的人不会回来了。
但还活着的人，不能再冻死了。
他站起来，推开椅子，走了出去。
门关上了。
战情室里只剩下福莱德和迪斯非尔德，还有幕僚长翻文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