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安继续说下去。
“我们在乎苏联人，在乎了多少年？”
“在乎登月，在乎了多少年？”
“在乎越战，在乎了快二十年。”
“我们在乎全世界，就是不在乎自己家门口的事。”
“我们掏钱、派兵、开会、谈判，全世界的事我们都管了。”
他顿了顿，声音又轻了下来，轻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可印第安纳一个单亲母亲冬天能不能烧上暖气——我们不在乎。”
旁听席上，有人动了一下。
一个穿着灰色旧外套的女人，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眶红了。
她没有鼓掌，但她旁边那个白发老头，把手举起来，又放下，又举起来——最后还是没有拍下去。
不是不想，是手在发抖。
“底特律一个工人加不加得起油去上班——我们不在乎。”
这句话刚落，旁听席后面有人拍了一下手。
啪。
很响，很脆，像是什么东西断了。
然后第二下。
第三下。
稀稀拉拉的，不成节奏，但每一下都很实。
不是那种剧场里礼貌的掌声，是那种——憋不住了。
终于有人说出来了。
一个穿着工装的男人站起来鼓掌，手掌拍得通红。
他旁边的人拉了他一下，他没理，继续拍。
“底层民众房租交不起、流落街头——我们不在乎。”
掌声从旁听席蔓延到了州长席。
坐在后排的几个州长——那些来自中西部的。
迪斯非尔德的脸沉了下来。
他抓起木槌，在桌面上重重地敲了一下。
“肃静。”
木槌落下去的声音盖过了掌声，在会议厅里炸开。
掌声停了。
但那种被点燃的东西没有停。
它还在空气里，在每个人胸口里，闷闷地烧着。
陈时安站在那里，等厅里彻底安静下来。
他没有看迪斯非尔德，也没有看那些鼓掌的人。
他的目光越过联邦那排人的头顶，落在会议厅后面墙上挂着的那面星条旗上，停了两秒。
然后他继续说下去。
“我们在乎什么呢？我们在乎选票，在乎预算，在乎委员会，在乎听证会。”
“我们研究了五年，开了五年会，写了五年报告，就是没有一个人。”
“五年里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一句：够了。该干活了。”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压了太久，压不住了。
他把最后一个字咬得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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