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残纸妥善收好，重新锁进夹层，随后从档案架顶层，取出1990年至1992年红星机械厂全套职工档案，包含正式职工花名册、临时工登记册、岗位调配表、离职退休记录、库房值班日志，整整五大摞，堆在桌面上几乎遮住了视线。这些档案，是当年工厂最完整的人员记录，也是寻找知情者最直接的突破口，残纸中提到的西库房，是当年物料与杂物的存放地，也是苏建军、刘慧生前工作的地方，知情者必然与西库房、赵强、周明山有着直接交集。
我戴上白色薄手套，逐册逐页、逐行逐字地仔细翻阅，不敢有丝毫疏漏。先从西库房在岗人员入手，当年固定在西库房工作的，除了遇害的苏建军、刘慧，还有三名正式管理员、两名搬运工，我将这五人的姓名、籍贯、入职时间、家庭住址、离职去向逐一记录在笔记本上，再对照已办结的案件卷宗，逐一核查：三名管理员均在1993年工厂改制时正常退休，之后随子女搬离小镇，多年前已离世；两名搬运工是外来务工人员，1992年初便辞职返乡，再也没有来过永安镇，五人均无涉案记录，与赵强、周明山无私人交集，基本可以排除嫌疑。
随后，我扩大排查范围，梳理1991年全年，频繁出入西库房、与赵强和周明山有工作往来的人员，包括车间班组长、财务会计、运输司机、门卫、采购人员，共计二十七人。我将这些人的信息一一登记，对照案件供述、警方问询记录、后续户籍变动信息，逐一排除：涉案的周明山、郑会计等人已伏法，其余人员要么正常退休终老，要么迁居外地，留在小镇的仅有六人，且都是年逾八旬的老人，多年来深居简出，品行端正，无任何异常举动，看似与残纸中的隐情毫无关联。
排查陷入僵局，我没有急躁，而是转而翻查当年的财务账册，这是最容易暴露漏洞的环节。赵强、周明山当年侵吞公款、藏匿赃款，必然会在财务记录中留下痕迹，即便他们刻意篡改，也难免有疏漏。我取出1991年全年的财务凭证、支出收入台账、物料采购报销单，这些账册厚重繁杂，纸张泛黄发脆，每一页都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字，需要逐笔核对，耗时又费力。
我耐着性子，从1月到12月，一笔一笔核对，将标注“西库房”相关的支出单独标记，整整耗费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在12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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