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刚的车上下来，刘国清没急着回家。
三月的北京，天黑得早，这会儿才四点多，太阳已经偏西了。他沿着前门大街走了一段，心里盘算着事儿。赵刚今天说的那些话，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你那个胳膊，到底怎么样？”“在哈尔滨那两年，你忍了多久？”
忍了多久？从1953年冬天开始疼，到现在两年多了。一开始是变天的时候疼，后来是天天疼。最厉害的时候，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左胳膊怎么放都不对劲。杨秀芹给他热敷、按摩，管点用，但治不了根。
大夫说这是旧伤加寒湿，得养。怎么养？换个暖和的地方，别受累，别受凉。他在哈尔滨，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怎么养？所以他来了北京。
这是旅长的意思，也是赵刚的意思。他们都在替他着想，他知道。可他心里头那点不甘心，谁也不知道。在哈军工干了两年多，刚把教务处的架子搭起来，刚把教材编出个眉目，刚带出来一批学生，就要走了。舍不得，是真舍不得。
可胳膊不争气，没办法。
他点了根烟，站在路边抽了两口。街上人来人往，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车过去了，几个孩子追在后面跑。有个年轻媳妇抱着孩子从布店出来，孩子手里攥着块糖，吃得满脸都是。
刘国清看着这些，心想：这就是太平日子。打了十几年仗，死了那么多人，为的就是这个。孩子们能在街上跑，大人们能坐在门口晒太阳，不用躲炮弹，不用逃难，不用提心吊胆。
打了十几年仗，见了太多死人，有些人连名字都没记住。可那些人，是替他死的。他们死了，他活着。他要是过得不好，对得起谁？
所以他得好好活着，好好干。不管在哪儿，不管干什么，都得干出个样子来。
烟抽完了，他拐进前门大街路东的那家便宜坊。这家店他听说过，明朝就有了，比全聚德还老。焖炉烤鸭，跟全聚德的挂炉不一样，据说不腻。
“来一只。”他把钱票递过去。
伙计利索地包好，油纸外面又裹了层牛皮纸，扎上细绳。刘国清拎着烤鸭，又拐到旁边的小铺里买了几瓶北冰洋汽水。
这玩意儿橘子味的，小孩喜欢喝。
拎着东西往家走，天已经擦黑了。胡同里的路灯亮了，昏黄的，照不了多远。有户人家院子里飘出炒菜的香味，不知道谁家在烙饼，葱花的味道窜出来，香得人走不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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