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上站不住脚,但还是必须说出来的那种执拗。
朱厚照没有等他们回答,因为他不需要他们回答。
他竖起第二根手指:“你们说商税过重会导致货殖不通——朕问你们,朕制定的商税真的重吗?真重的话,他们可以不再行商,大不了往后天下所有的买卖皆由朝廷国营商品来做。”
朱厚照没有等他们,竖起了第三根手指:“你们说与民争利——朕问你们,‘民’是谁?是金银满屋的商贾?还是那些连盐都买不起的贫民?”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只有大殿中央的几个人能听见。
但那低沉的、压抑的声音,比任何高声怒吼都更有力量:“朕今日加的,是奢靡之物的税。”
“是金银器皿、珠宝玉石、上等丝绸、名贵香料。百姓日用之物——粮、盐、农具、粗布、柴炭、药材——朕一文钱都没有加。”
“你们替商贾说话,朕理解。但朕希望你们也替百姓想一想——朝廷有银子,才能守边、才能修路、才能保商路畅通。朝廷没有银子,谁来替你们守商路?”
殿内安静了,郑少卿的额头抵着地面,梁御史的笏板攥得指节泛白,徐郎中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三个人站在那里,像三尊被冻住的雕塑,一动不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文官队列后排又站起一个人来。
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官员,穿着一件青色的官服,面容白净,下巴上蓄着短须。
他是山东登州人,姓孙,在户部任主事。
孙家是登州的小户人家,没有经商的背景,他之所以站出来,纯粹是因为他觉得皇帝说的那番话——虽然道理上说得通,但有一个漏洞,那个漏洞如果不补上,最终的后果可能比皇帝想象的更严重。
他走到大殿中央,站在前三人的身后,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他的声音比前面几位年轻,带着一种年轻人的锐气和急切,像是怕自己来晚了就错过了说话的机会:“陛下,臣亦有一言。”
“山东沿海渔村众多,渔民打鱼卖与商贾,商贾贩运至内地。”
“若商税重了,商贾减少收购,渔民的海货便烂在港口。”
“臣担忧的是——商税之重,最终会不会转嫁到最底层的人身上?”
“商人不会自己出钱,他们只会压低收价、抬高卖价。”
“陛下加税加在商贾身上,但商贾会把税摊到渔民头上、摊到织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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