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八年六月的边塞，风里裹着沙土和烽燧的余温。
从辽东到宣府，从大同到延绥，从宁夏到甘肃，数千里的边防线上，驿卒的马蹄声此起彼伏。
朝廷的登基诏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沿着驿道一路向西、向北，将那个十五岁少年皇帝的声音，传到了每一个边镇将领的案头。
“特召各藩屏王亲、各边镇总兵官、参将、游击将军，速赴京师朝贺，共议边务，以固邦畿。”
这道诏书，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石头，在边关武将们的心中激起了大小不一的波澜。
绥德卫。
冯祯接到诏书的时候，正在偏头关的城墙上巡视。
六月的偏头关，黄河在脚下奔腾咆哮，对岸的蒙古草原在暮色中如同一片无边的墨海。风从西北方向吹来，带着戈壁特有的干热，吹得城头上的旌旗猎猎作响。
冯祯站在垛口后面，手扶着粗糙的砖石，目光穿过黄河，望向那片他守了半辈子的草原。
他是个沉默的人，三十七岁，中等身材，皮肤被塞外的风沙磨得粗糙黝黑，双手骨节粗大，虎口处是一层厚厚的老茧，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布直裰，外面罩着一副半旧的皮甲，甲片上的漆已经斑驳，但每一片都被擦得锃亮。
从卒伍起家的将领，都有这个习惯——惜物。
他不是什么名门之后，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
他的父亲是绥德卫的一个普通军户，种了一辈子地，打了一辈子仗，死的时候连一副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
他记得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祯儿，咱家世世代代都是当兵的。你不必想别的，把刀磨快了，把仗打好了，对得起朝廷给的这份粮饷，就够了。”
父亲死后，他顶了缺，从一个普通的步卒开始，一刀一枪地往上爬。
他打过仗，受过伤，杀过人，也被人追杀过。他记得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手抖得连刀都握不稳，被老兵踢了一脚屁股：“兔崽子，怕什么？死了就死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他没死。
不但没死，还活了下来，而且活得越来越好。
他从步卒升到小旗，从小旗升到总旗，从总旗升到百户，从百户升到千户，从千户升到指挥佥事，一直升到如今——守备偏头关，署都指挥佥事。
每一步都是用命换来的。
他身上有大大小小十几处伤疤，最严重的一处在左肋，那是一支蒙古箭矢留下的。
箭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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