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蓝手指头摩挲着稿纸边儿——纸糙，泛黄，但厚实。
她得给这摞稿子再加道保险。
目光扫到墙角那摞《群众之声》。
上回投稿后，编辑周扬回信挺热情。
夸她“视角独特”“有生活气息”，末尾还写：“若有佳作，欢迎再投。”
一个念头猛地蹦出来。
要是……省报能关注厂里庆七一呢？
她重新铺开信纸，挑了张师傅和刘大姐两篇最扎心的故事，仔细誊好。末尾郑重写道：
“周编辑，以上是我厂此次重点宣传事迹。在厂党委领导下，我厂涌现出一批如张师傅、刘大姐般踏实肯干、无私奉献的优秀党员。”
“我厂七一晚会定于X月X日举行，届时将有更多真实感人的工人故事呈现。不知您是否有兴趣前来观摩？”
信封装好，贴上八分钱邮票。
看着鼓囊囊的信封，苏蓝心里更不踏实了。
寄信太慢。
从这儿到省城，路上就得三四天。
周编辑收到信，看完，再做决定，一来一回至少一个礼拜。
可庆七一眼看就到了，交稿是明天，晚会是下周。等信到了，黄花菜都凉了。
而且，万一人家编辑忙，没空看呢？万一看了觉得也就那样呢？
苏蓝在屋里踱了两步。
不行，光寄信太被动。
得打电话！
七十年代，打长途可不是小事。得去邮局排队，一层层转接，费钱还费劲。
太冒失了。
可不冒失，怎么破局？
有句话怎么说的？
你只管去做，直到被打断为止。
苏蓝停下脚步，盯着桌上那摞稿纸。
她把钱揣好，信塞进包。
明天一早，先寄信，再打电话。
双管齐下，搏一把。
第二天中午，苏蓝没去食堂。
先溜到厂门口，“咚”一声把信扔进绿色铁皮邮筒。
然后揣着剩下的钱，快步出厂门。
镇上邮局，绿色门脸在太阳底下晒蔫了。
柜台里，梳两条短辫的女营业员正打哈欠。
苏蓝递上电话号码和钱：“同志，麻烦接省城，《群众之声》编辑部。”
“等着吧，长途，且得转呢。”营业员懒洋洋接过，没多瞧她一眼。
等的时间磨人。邮局里乱糟糟的——有人扯嗓门喊人，有人在柜台前吵架。
苏蓝站在一边，手指无意识捻着帆布包带子。
约莫二十分钟，听筒递过来了。
苏蓝深吸一口气，接过：“周编辑吗？您好，我是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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