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为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前排座椅的靠背上。“国家会给你赔偿。”程立说，“程序上的事会有人来处理。”
谢小为没有马上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了一句：“谢谢。”
他是大学生，知道国家赔偿是有标准的，不是想赔多少就赔多少。
但他也知道，他母亲这些年为了翻案花掉的钱、借的债、受的白眼，那些账是算不出来的。
他说的“谢谢”，不是谢赔偿，是谢翻案。
车子经过老虎冲村口那棵老樟树的时候，程立停了一下。
“肖大姐，李静的母亲林大姐那边，等安顿好了，我再去一趟。你们先回去。”
他把林大姐的事放在这个时间点说，是因为他不想在谢小为刚出看守所的时候就提李静——
提了太重，一个刚出来的人扛不动。但他必须让肖大姐知道，他会去。
肖大姐点了点头，扶着谢小为下了车。她站在路边，看着谢小为的脚踩在村口那块满是煤渣的地面上。地面被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几乎没有脚印。
“回来了就好。”她说。这句话不是对程立说的，不是对自己说的，是对谢小为说的。她等了一年多，就为了说这句话。
谢小为站在那棵老樟树下，抬起头看了一眼。
老樟树的枝丫上挂着去年结的黑色小果子，干瘪了，在风里轻轻晃动。没有新芽，什么新芽都没有。
一月份的老樟树是不发新芽的，但他在看——在看这棵树还在不在，在确认这棵他从出生就认识的树没有被人砍掉。
这棵树还在，村口的煤渣路面还在，山上的枯草还在。
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他需要把变了的东西和没变的东西都重新认一遍。
他看了一会儿，低下头，跟着肖大姐往村里走。程立没有立刻走，坐在车里，看着他们走到院门口。
两天的下午，程立开车去了另一条路。
从老虎冲出来往南走，拐上一条更窄的路，路两边种的树和老虎冲那边不太一样——
柏树多，一排一排的，又密又直，冬天也不落叶，只是颜色比夏天更深了，近乎黑色。
风从树冠上过，声音很闷，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面蒙了布的鼓。
林大姐家不在村里，在离村口还有几百米的一处缓坡上。
房子是八十年代盖的，白色瓷砖外墙，现在已经发灰了，有几块瓷砖的边缘翘了起来，露出发黑的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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