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
这两句话是矛盾的——他先说“不清楚具体操作”，又说“知道有来往”。这种矛盾不是因为他紧张，是因为他在有选择地交代。
他说出“刘振国”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是权衡过的。刘振国是常务副市长，级别比他高，但不是最高的。
供出刘振国，既能证明自己的配合态度，又不会直接触碰那个不能碰的名字。
而且刘振国跟他之间有过节——那些年刘振国对他的态度，让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现在这把火可以烧出去了。
吴纪检看着周志国的表情，没有再追问，而是换了一个角度。“你刚才说，邓老虎的事你知道一部分。那你跟刘振国之间，有没有过直接的工作往来？”
周志国沉默了一下。这个问题比刚才那个更具体了，直接指向他和刘振国之间有没有联系。他当然有。
那些年他替刘振国处理过很多事，有些是打电话交代的，有些是当面说的。吴纪检问的不是“有没有”，问的是“你承不承认”。
“……有。”周志国说，“有些涉矿的案子，刘振国让我处理过。”
“怎么处理的？”
“他打电话或者叫我去他办公室，告诉我哪些案子要注意。有时候是让我压一压，有时候是让我把材料转交。具体怎么操作，他来定。”
“你能举个例子吗？”
周志国心里正在飞速运转。他在想哪些事能说、哪些事不能说。他不能说韩明的事，但他可以说刘振国的事。
因为刘振国对他不好，他对刘振国早就积了一肚子火。
每次刘振国叫他去办公室都是训话，叫他帮忙做事的时候从来没给过好脸色。
他干了那么多累活、脏活，刘振国坐在办公室里躺着数钱。
有些时候他做得不好，刘振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当着别人的面，让他下不来台。
官大一级压死人，周志国在公安局里是说一不二的常务副局长，进了刘振国的办公室就是一条呼来喝去的狗。
这种屈辱他忍了好几年，不是因为能忍，是因为不忍不行。毕竟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的自由。可现在不需要忍了。
他想起一件事。
去年秋天，局里有一个涉矿的案子，邓老虎矿上出了伤亡事故。按照规定要先立案调查，再决定是否移送。
周志国按程序把案卷整理好了，报到了分管副市长那里。分管副市长批了“按程序办理”，案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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