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殷下令，让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
“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粜贮，以持平准。”
这也是河清三年，高湛所设立的新法度之一，简单来说就是在各地设立“富人仓”，为了充实这些仓库，国家允许输粟授官，有条件的富商可以捐款，朝廷会看数额赏赐对应爵位，某种意义上和汉灵帝的卖官鬻爵差不多，但只给爵位不给官职，等于有钱人可以花钱买部分特权和地位。
接着按照郡中的户口数量，从中取出一定比例的粮食，在州郡的粮食价格下跌的时候，酌量买入富人仓中存储；价格上涨的时候，就低价抛售以救荒，从而保持市场的相对稳定。
这项制度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救灾史上的一个创新，也是隋唐义仓的雏形，其中的精妙之处，就是通过“钱随价走、粮随市动”的弹性调节，将国家储备与市场规律融为一体。
这样一来，官府便不再是计划经济，而是顺应了市场周期，常平仓由官府直接管理，储备来自正税与财政拨款，主要应对全国性的大灾大荒，富人仓则依赖民间输粟和义租补充，运作更灵活，更贴近地方实际，前者为国家之主骨，后者为州县之血脉，共同构成全国范围的备荒救灾之粮食储备网络。
若遇大灾，先开富人仓平抑本地粮价，若不够，再由中央从常平仓调拨，如此层层递进，既减轻了中央的运输压力，也加快了救灾的响应速度。这种多层次的储备体系，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后世“粮食安全”概念的雏形。
从更宏阔的政治视角看，这一制度还包含了以经济手段柔化阶级矛盾的思路。在人人平等的世界，富人是没有政治地位的，必须要和权力勾结才能组成政治势力，否则始终是下金蛋的鸡，一令吏就能抄夺家产。
长远来说，这不利于发展私有化和资本主义萌发，因为连自己的经济都无法保障，寻常人就不会想着成为富人，反正没有权力，子孙也接不住，失去了奋斗的动力；而不能继承先代遗产，每一代就都要继续熬过初始的积累阶段，许多时间和潜力平白耗费掉了，达不到后世科技大爆发的阶段。
历朝历代的商人们也都会本能地向权力靠拢，因此权力寻租屡见不鲜，既然隔绝不了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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