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和各地的支用，比天保剩的也不多，毕竟高殷上来停建了许多工程，但也兴修了许多学校、军队设施，这些也是大支出，只不过从利好皇家变成了利好军队和百姓，性质不一样，但消耗的资粮是实打实的。
这就不得不提到北魏逆天的税收制度，在献文帝拓跋弘上位的465~471年前，平均每户每年的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动辄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加上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百姓的赋税极重。
不过人口就多了很多，全国户数达五百余万，比一统天下的西晋太康年间还增加一倍有余，即便如此，也不够魏朝使用。
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当政的太和八年，才开始参照古代标准，将天下户口分为九等，是为“九品混通”，每户租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这个赋税已经极重了，若以一户五口人来算，哪怕五人都能从事农业生产，也要缴纳二十石粟以上的年租调税，是现在实行的赋税的十倍！
不仅如此，还要另外交纳一匹二丈帛给州级仓库作为州调以外的费用。
你以为这就完了？朝廷的税是交完了，那官员的呢？作为你的父母官，你不上供奉养父母，还有没有孝道了？！
因此每户租税又增加帛三匹、二石九斗粟，作为朝廷官员的俸禄，而后调外的一匹二丈帛又增加至二匹。
也就是说，每户一年要缴纳的赋税总额为帛七匹、粟二十二石九斗以及絮、丝各一斤，若是丰年，平均每年缴纳一万五千至一万八千钱的赋税。
这还没算杂税、徭役和各地贪官污吏在其中吃拿卡要，而且九品混通听上去考虑到了各个阶层，实际上模糊的户等划分和官吏的私心，使得这一套在执行中漏洞百出，富人总有办法往下压成本，而这些成本还是转移到了最底层的平民身上。
因此百姓们不堪重压，纷纷依附豪强、隐瞒户口以避税，也就成了一个可以理解的选择。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太和九年又颁布了新的租调制，取消了原先以户为单位的征收方式，而是改成了一夫一妻为一床，只缴纳帛一匹、粟二石，用精确的“一床”取代了模糊的户口人数，同时确立了“垦租二石，义租五斗”的定额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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