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意动：“听闻元氏感激至尊救命之恩，如今在天策府中日夜祈祷，呼您为月光圣主，京中隐约有了规模。”
高殷微微发愣，把玩着永徽思索片刻，忽然大悟：“原来如此，怪不得大姑母找我呢。”
永徽轻哼：“你又晓得什么了？”
“大姑母是想成佛呢。”
北朝的后妃多出家为尼，一方面是政治上多动乱，今天得势，明日折戟，地位的风云变幻让男人都无所适从，何况是女人们。
因此佛教也是给予承受苦难的妃子贵妇们精神安慰的阶梯，让她们重燃继续活下去的信心。
譬如此前被诛戮的元氏，若她们不信神佛，就要承受整个齐国容不得她们的残酷境遇，但全身心地笃信教义，那在死后还有一丝成就正果的希冀，于心理学上而言，则是通过谨守教条而重新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
齐国僧众上百万，其中女人也占据着半壁江山，又因女人在精神和情感的世界一向具有优势，甚至与男僧侣们比较也不落下风。因此国内数量庞大的佛寺教团中，也有着诸多的比丘尼教团。
她们或因家族的门风与教育而汲取了佛教慈悲悯人、勤俭素食的理念，或思念去世的亲人而事佛，更甚至是自身体弱多病而求取福佑而入教，也自成了一股势力。
东汉的班昭写作《女诫》，名义上是让后代女性学习模仿姑母班婕妤“柔顺”、“敬慎”的成功之道，实际上是因为东汉猛女辈出，班昭写就女诫是辅佐皇权让疯长的后宫外戚势力，直指主政的太后、实际上的女君主邓绥，否则邓绥可能才是第一个女皇帝。
同样的，佛教如此兴盛繁华，必然离不开统治阶级的需求和鼓励，而扶植佛教徒，通过其中的佼佼者为自己代言而施加影响力，就是这个时代的贵族女性政治特色，同时在政斗失败后，佛寺也成为了落败女性的安身之所，比如历史上高殷死后，他的妻子李难胜就入了妙胜寺为比丘尼，李祖娥为高湛所罪后也出家为尼，二姑母高静在杨愔死后同样出了家。
两位姑母，高玉和高静在祖母娄昭君手里，不能说是不亲爱，但到底政治工具的属性多一些，即便杨愔是她的女婿，比其他人得到的礼遇也就是打死的时候表现一些悲伤的态度，丝毫没有考虑到他是自己女儿的丈夫。
所以现在时移世易，对母后的遭遇，两人并未有所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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