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盆”的消息，就传遍了前后院。
王家生活上那点因粮食而带来的细微“宽松”，在这份公开、合理、带着荣誉色彩的“奖励”面前，瞬间变得理所当然，无人再会去深究其背后是否还有其他来源。
阎埠贵自然也听到了消息。
他推了推眼镜，看着李秀芝手里崭新的暖水瓶，心里那点关于王家“宽裕”的疑惑和算计，像被针扎破的气球，迅速瘪了下去。
部里奖励，名正言顺，无可指责。
他只能暗暗啐了一口，感叹王建国这小子运气好、会来事，转过头，继续拨弄他那永远也算不清的自家小账本去了。
后院空房的危机暂时解除，家庭隐患清理完毕。
“宽裕”理由成功制造，粮库线彻底冻结，顺子那边也传来消息，拘留十五天，罚款三十元，因其“认罪态度较好”且“系初犯”，不准备深究，家属正在筹钱。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王建国预设的轨道，缓慢而艰难地回归“正常”。
然而，就在王建国刚刚可以稍微将注意力从这些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上移开、
重新聚焦到部里的“稳健”前行和肉联厂的“技术攻坚”时、
四合院里，另一场酝酿已久、却被他有意无意忽略的情感风暴，终于以一种既在意料之中、又颇具戏剧性的方式，猛烈地爆发了。
这场风暴的中心，不再是粮食、算计或政治，而是最朴素也最复杂的人心——
关于爱情、依赖、不甘与孤独。
风暴的导火索，是傻柱和于海棠，终于、明确地，谈上了。
消息最初是从轧钢厂传出来的。
有工友看见，下班后，傻柱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食堂后厨鼓捣他的试验品，而是等在广播站门口。
于海棠出来，没有像以前那样疏离或客气，而是很自然地并行。
傻柱腰板挺得笔直，脸上是一种近乎傻气的、却无比灿烂的笑容，跟于海棠穿过厂区，在无数道或惊讶、或羡慕、或意味深长的目光注视下，扬长而去。
这景象，在风气保守的六十年代工厂，几乎等同于公开宣告关系。
紧接着，有人看见傻柱和于海棠一起去逛了王府井百货大楼，还一起去工人文化宫看了一场内部电影。
于海棠甚至开始偶尔在休息日，来四合院找傻柱。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矜持地站在中院门口，而是会大大方方地走进傻柱那间略显凌乱但被主人刻意收拾过的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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