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通知，提出了几点“补充建议”，语气平稳，思路清晰，赢得了主持会议的副处长赞许的目光。
没有人能看出，这个端坐在会议室里、神色如常的中层干部，内心正经历着怎样的惊涛骇浪。
利用午休时间，他去了陈正部长的办公室外间，找李秘书汇报工作——其实是借机观察和打探。
他像闲聊一样，提到最近基层反映的一些“治安小问题”，比如小偷小摸、投机倒把有所抬头，担心影响工人生产生活情绪。
李秘书一边整理文件，一边随口附和：
“是啊，陈部长也关注到了。上面开了会，要求各地方加强社会面管控，重点打击扰乱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不过主要还是抓典型，以教育为主。”
这话说得很官方，但王建国听出了弦外之音：
上面在抓“典型”，但政策是“以教育为主”，打击重点是“扰乱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
顺子这种个人小额投机倒把，如果没牵扯出更大的黑市网络或腐败案件，很可能就是“教育”一下，关几天，罚点款了事，不会深究。
这让他稍稍松了口气。
但“抓典型”三个字，又让他心头一紧。
万一顺子倒霉，被当成了“典型”呢？
下午，他抽空去了一趟技术处资料室。
老管理员正在听收音机，见他进来，热情地打招呼。
王建国随意地翻看着新到的报刊，目光却瞥向沈墨常坐的那个角落。
沈墨不在。
王建国心里有些莫名的空落，又有些庆幸。
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与沈墨的任何非常规接触，都可能带来额外的风险。
那本锁在抽屉里的俄文书和里面的描图纸，此刻更像是一块烧红的炭，既不敢碰，又舍不得丢。
傍晚下班，王建国没有直接回家。
他先去东单附近转了一圈，在一家不起眼的信托商店门口，看到了马三留下的暗记。
一块用粉笔画在墙根的、不太显眼的圆圈，表示有消息。
他不动声色地走进旁边一家副食店，买了包烟。
出来时，马三不知从哪个角落钻了出来，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一条僻静的胡同。
“建国哥，打听到了。”
马三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紧张。
“顺子还关在东城分局，没转走。听说审讯过了，他一口咬定粮食是老家表哥偷偷送来的，他不知道是犯法，就想换点钱给娘抓药。联防队那边好像也没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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