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有时深夜才溜回来，身上带着胡同深处阴沟或废弃工厂特有的、潮湿肮脏的气味，偶尔还能闻到极淡的、劣质烟草味。
他在迅速滑向胡同里那些真正的“顽主”和底层混混的圈子，那里有更“高效”的弄食手段，也有更致命的陷阱。
王建国毫不怀疑，棒梗迟早会栽在那里面，或死，或残，或彻底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渣滓。
但他没有任何提醒或干预的念头。
路是自己选的，也是那个家庭和环境共同铸就的。
他只是叮嘱自家孩子，尤其是半大小子王新平，放学必须准时回家，不许在胡同里逗留，更不许跟棒梗以及他那类人有任何接触。
供应情况相比1961年最绝望的时期，似乎有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松动。
不再是毫无盼头的持续恶化，而是偶尔，在某个节日前，凭副食本可以多买一两芝麻酱，或者粮站突然到了一批颜色不那么可疑的陈年豆子。
这点微不足道的改善，对长期处于饥饿恐慌中的人们来说，不啻于久旱后的一滴雨，虽然解不了渴，却让那种濒死的绝望感稍稍后退了半步。
人们谈论粮食和副食的口气，不再完全是绝望的哀嚎，偶尔会带上一点小心翼翼的猜测和期盼：
“听说开春后，定量能稳住？”
“东北的高粱米虽说拉嗓子，好歹是粮啊！”
王建国从单位内部传达和更高层级的信息渠道，能更清晰地把握这背后的脉络。
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正在逐级消化、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不再只是文件上的词语，开始转化为一些具体的、艰难的纠偏动作。
农村政策在调整，自留地悄悄恢复了一些，集市贸易在严格管控下有限度地开闸。
工业领域的“关停并转”和城市人口精简，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和阻力后，也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他所在的技术部门，虽然核心项目受到保护，但也感受到了压力，一些配套的、非关键的研究被暂停或压缩，个别富余的行政或辅助人员，名字悄悄从名单上消失了。
每次开会，领导脸上的凝重和话语里那种顾全大局、分担困难的意味，都让会议室里的空气变得更加稀薄。
王建国自己，则因为过硬的技术能力和在关键项目上的不可或缺，位置依然稳固，甚至因为一些老同志的“退居二线”或“支援地方”，肩上担子更重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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